这种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正是中国风歌词的魅力所在。
第七首，《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的长卷，描绘北宋汴京的市井繁华。人物超过八百个，行船、推车、挑担、饮酒、看戏…每一寸画面都是活的。
“看着画面如此的美丽，孰不知是谁的墨笔。”
这首歌的视角很有意思，它不是在画外看画，而是走进了画里。
歌手化身画中人，在北宋的街巷中穿行，看见盛世的繁华，也看见繁华背后即将到来的倾覆。
但歌里不会直接点破那个悲剧结局，只是让美丽本身带着转瞬即逝的脆弱感。
编曲上可以做得热闹一些，笛子、琵琶、扬琴，各种民乐轮番上阵，制造出市井的喧嚣感。
但到了间奏和尾声，所有乐器慢慢退去，只剩下一支箫或者一把古琴，孤零零地响着，繁华散尽，画卷合拢，一切归于沉寂。
第八首，《烟花易冷》。
这是郑辉认为下半张里情绪浓度最高的一首。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故事很简单：一个人在寺庙里等另一个人。等了多久？等到城门都坏了，等到石板路上长满了草，等到所有人都忘了他为什么在等。
这种枯等的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很深的根基。望夫石、白蛇传、牛郎织女，本质上都是等的故事。
但《烟花易冷》把这种等待推到了一个极致，不是等几年，是等到沧海桑田，等到物是人非，等到连等这个行为本身都变成了遗迹。
旋律上，这首需要做得冷一些，前奏用雨声和寺庙的钟声引入，弦乐缓缓铺开。
郑辉的声音要压低，带一点叙事感，像在讲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到了副歌，情绪升起来，但不是爆发式的，而是像潮水一样慢慢涨上来，把听众淹没。
第九首，《断桥残雪》。
西湖断桥，白素贞与许仙相遇的地方。
“断桥是否下过雪，我望着湖面。”
和《烟花易冷》的厚重相比，这首要轻很多。它不讲故事，只讲一个瞬间，站在断桥边，看着湖面，想着那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雪有没有盖住什么？水面下是不是藏着什么？
这首歌的气质接近一幅水墨小品，淡淡的，几笔勾勒，留白很多。
编曲要简，吉他为主，加一点箫或者笛子点缀就够了。不需要大编制，不需要华丽的和声堆叠。越简单，越有韵味。
第十首，《千年泪》。
收尾。
“穿越千年的眼泪，只有梦里看得见。”
从上半张第一首的“江山不要了我选她”开始，到下半张最后一首的“等了千年只为梦里见一面”结束。
整张专辑画了一个圆，开头是放弃，结尾是执念。
放弃的是外在的东西（江山、权力、名利），执念的是内在的东西（爱、记忆、不甘心）。
这首歌的时间跨度最大，直接拉到千年。但它不是真的在讲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而是在表达情感的强度，我的想念太深了，深到跨越了千年。
整张专辑到这里结束，从宏观战争到微观情感，从有形的战场到无形的时间，从热血到苍凉到释然，情绪的弧线完整且自然。
郑辉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把十首歌的词曲全部完成。又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在紫玉山庄的录音棚完成了正式录制。
整个制作周期不到半个月。
母带完成后的第二天，郑辉给郑东汉打了个电话。
“郑生，国内新专辑做好了。”
电话那头郑东汉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兴奋和不敢置信：“做好了？全部？母带都出了？”
“全部，十首歌，母带已经定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七月开始写歌，录制，八月初做完母带。”
“专辑叫什么？”郑东汉问。
“《江山》。”
“…中国风？”
“对，第二张。”
郑东汉说道：“我还以为你下一张要做别的，民谣也好，戏腔也好，你上次跟我提过。”
“那些以后再说，这一次还是中国风，但心态不一样了。上一次是建规则，这一次纯粹是好玩。”
“好玩？”郑东汉咀嚼了一下这个词：“你觉得好玩的东西，通常都不简单。”
“真就是好玩。”郑辉语气很松弛：“十首歌，写战争、写古迹、写传说、写等待。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流派宣言，就是我觉得好听，凑成一张专辑。”
郑东汉不信他，这个人每次说随便做做的时候，出来的东西都能把市场炸翻。
“什么时候发？”
郑辉算了算自己的行程，八月底他要飞温哥华开拍《博物馆奇妙夜》，这部电影预计拍摄两个半月到三个月。
如果等拍完再发，就要到十月底甚至十一月了。那时候已经是年末，和各家唱片公司的年终冲量专辑撞在一起，不太理想。
但如果现在就发，他人在温哥华拍戏，没办法出席发布会和做宣传通告。
折中方案是，发布会提前开，专辑晚几天发。
“中秋节。”郑辉说道：“九月十八号，中秋节。你把发布会安排在那一天。”
“中秋？”郑东汉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中秋节本身就是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节日，在这一天发布一张名为《江山》的中国风专辑，时间节点和专辑气质完美契合。
媒体写稿的时候，标题不用想，郑辉中秋献《江山》，自带新闻性。
“但你九月十八号能回来？”
“我算过了。温哥华那边八月底开机，到九月中旬差不多三周，前期拍的主要是室内棚拍部分，我可以安排进度。
十七号回来，十八号参加发布会，当晚飞回温哥华，落地后休息半天，二十号恢复拍摄。”
郑东汉没急着回答，他把郑辉给出的时间线在心里重新过了一遍，片刻后才说道：“够了。发布会控制在两三个小时，安排记者提问，再放两首歌，流程不用搞得太复杂。
其他宣传交给公司的人去做，你回温哥华之后，再抽时间接几个电话采访配合一下就行。”
“发布会的事你也不用管，我来搞定一切，你专心在温哥华拍你的电影。”
“好。”
挂断电话，郑东汉马上让人给他买机票，他迫不及待想听听郑辉时隔两年的新华语专辑了。
吩咐完后，郑东汉一个人在想，如果不是因为郑辉选择了同时做导演，把时间和精力分散到了其他领域，以他这种效率和创作能力，华语乐坛现在的格局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一年出两三张专辑都不是问题，每一张都是神作级别。
但那只是假设，郑辉不可能只做音乐，他的野心和兴趣远不止于此。
紫玉山庄，通话结束后，郑辉靠回椅子上，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以前做专辑，从《倔强》到《浮生》到《半生》到《余生》再到《中国风》，每一张都背负着明确的战略目标。
《倔强》是为了打开学生市场，《浮生》是为了对抗英皇，《半生》是为了击穿成年人市场，《余生》是为了和电影联动，《中国风》是为了开宗立派。每一张专辑想达成什么效果，事先算得清清楚楚。
但《江山》不是。
《江山》是他在华语乐坛站稳位置之后，第一张纯粹为了想做就做而诞生的专辑。
它当然会大卖，以郑辉现在的影响力和中国风这个金字招牌的号召力，只要歌不差，千万级销量是底线，但销量不是他做这张专辑的动机。
动机只有一个：这些歌好听，他想把它们唱出来。
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对郑辉来说是一个节点。
从1998年出道至今，七年时间，他一路狂奔，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成长为横跨音乐、电影、运动的全能巨星。每一步都有算计，每一个作品都承载着明确的商业目标和战略意图。
歌是武器，是棋子，是用来攻城略地的。
但现在，城已经攻下来了。接下来的音乐，可以只是音乐。
他以后的华语专辑，大概都会是这种状态。有灵感了就做一张，想到什么风格就尝试什么风格。
下一张可能是民谣，再下一张可能是纯粹的戏腔古风。
甚至再过几年，等国内实体唱片市场真正萎缩下去，数字音乐彻底普及之后，他可能连专辑都不做了，有事没事发个单曲玩。
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他需要收拾行李去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