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三月中旬，金陵。
正旦大朝那场关于煤炭官私的争论，表面上已经过去了。
诏令也已经下去，朝廷重申矿禁，私采煤炭者从重论罪，地方官隐瞒不报者连坐，矿头、牙人、私运者一经拿实，轻则流配矿监服役，重则弃市。
可朝堂上的事，哪里是诏令一下便真结束的？
尤其是陈圭。
这位工部尚书在正旦大朝上当众请开煤禁，结果被户部尚书严珣痛骂，说他不过是豪族口舌，还借百姓名义行豪强之利，最后赵怀安虽没有当场斥责陈圭，但圣意已经明白。
陛下没有取陈圭之议。
对于许多混迹中枢的官员来说，这句话本身就够了。
所谓揣摩圣意，从来不只是看皇帝说了什么，更是看皇帝没有说什么。
若皇帝当场大骂，那倒未必是失宠，有时候骂得越重，说明还想用，还愿意教。可若皇帝不骂，只把你的奏议轻轻放到一边，再转头采纳别人，那味道就很不一样了。
于是从正月下旬开始，金陵各衙门里便渐渐有了议论。
有人说陈圭这些年把工部弄得像市井商行，哪里还有尚书体面？
也有人说陈圭此人恃宠而骄，仗着当年从吴王府工曹一路跟到大明工部，便自以为国中器械、工坊、炉冶皆系于他一人，连户部、三司都不放在眼里。
更有人说，这一次若不是严珣当朝驳倒陈圭，真让他开了煤矿口子，不出三年，江南、淮南、荆襄山中便都是矿徒，豪强坐大，朝廷难制。
这些话传来传去，自然就传到了科道官耳中。
大体来说，大明立国后，朝廷监察言路有两条。
一条是都察院。
都察院御史掌风宪，纠百官，察州县，遇有大案，可奉旨巡按地方，查钱粮、刑狱、军务、官吏贪墨。
他们和锦衣社一并，常被称为是大明乱纪之官的黑白无常。
可以说，其他人来找你，都什么问题没有，可督察院御史找你，你的事就大了。
而另一条就是属于六科的给事中。
六科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接隶属于督查御史，只按科监督六部。
吏科盯选官，户科盯钱粮，礼科盯仪制，兵科盯军令，刑科盯刑狱，工科自然盯工部、河渠、营造、矿冶、军器诸事。
而科道官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官小权重，俸禄不厚，座次也不高，可只要奏章递上去，哪怕弹的是尚书、宰相，也没人敢说他无权开口。
赵怀安当初设科道时，说过一句话：
“御史事务太重，可朝廷到底是需要耿介之士，以风闻奏事，查漏补缺。”
所以大明言官风气一度颇盛。
可言路一开，弊端也随之而来。
有人真心纠弊，有人借言求名，有人看见上头脸色，便抢着咬人；还有人明明是门户私怨，却披上一件为国除奸的外衣。
对此，赵怀安当然晓得这些，而且他一开始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也正是这么个原因。
但后面王铎的建议，以及赵怀安对权力和制衡管理之道的越发理解，就越是深刻感觉到不仅监督的风纪要有，还要有一些风闻的，专门用来开炮的官员。
为何？
赵怀安没对任何人说过，但他心里很明白，作为管理者，信息就是权力。
他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是因为他怕言官变成党争的刀子。
可后来他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事，那就是权力不仅是被行使的，更是被知晓的。
现在大明太大了，他赵怀安就是一个人，眼睛都看不过来，还能管得过来？
他坐在金陵金銮内，天下各州县发生了什么，六部各司在办什么差，地方官是贪是廉，军中是稳是乱，这些信息如果只有一条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那他就只能听到别人想让他听到的东西。
你以为自己是在决策，实际上却是被人家向上管理了。
你要说赵怀安还有个锦衣社？也能有自己渠道？但锦衣社事情太多了，他的核心指标其实也不是查朝廷的官员，更多是去地方办案的。
但现在赵怀安设置的这个六科给事中就不一样了，他们什么具体的事务都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喷人。
凡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只言片语，都可以写成奏章，直接递到御前。
和御史定罪需要严密的证据链不同，六科给事中甚至连证据都不要，也不需要层层流转，直接递给赵怀安。
可以说，这些人风闻奏上来的，十个有九个都是为了喷而喷。
但对于赵怀安来说，这可太重要了。
因为正是这些风闻中，赵怀安能获得朝廷六部的丰富信息，如此他再和下面的六部官对弈时，就能获得更多的视角，也就更能明白对方的行为。
而且，因为六部给事中的存在，那些六部官也弄不准皇帝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如此更不敢隐瞒信息。
可以说，赵怀安主动给朝廷内部引入一条疯咬的恶狗，既让赵怀安便于管理六部，又吸引了六部的火力，可谓神来之笔。
另外，从实利来讲，言官的存在，也确实能帮助赵怀安调整政策的分寸尺度。
很早以前，赵怀安便发现，人对世界的认知，本就有四种。
有些事，是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有些事，是自己知道，别人却不知道的；有些事，则是别人知道，自己反而不知道；还有些事，是谁都不知道，只能等待时间去验证。
而天下之事，大抵也脱不开这四类。
皇帝每日批阅奏章，看似总揽天下，可实际上，他知道的，不过是送到御前的那些事情；而天下真正发生了什么，地方知道，百姓知道，六部知道，督抚知道，却未必能层层传到御前。
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皇帝不知道天下，而是皇帝不知道，自己还有哪些事情不知道。
赵怀安一直认为，一个人的见识，不在于知道多少，而在于能否不断缩小那些”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
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真实。
而要怎么做呢？那就是要借助他人的眼睛。
听取忠直之士的忠告，可以发现自己的过失；任用敢言之臣，可以发现政令的疏漏；巡视地方，可以知道朝廷之外发生了什么；广开言路，可以知道百姓真正想要什么。
而人的认知，正是在一次次纠正自己的盲区过程中，不断扩大。
其实到赵怀安这个层面，便是北伐又如何，李克用又如何？他其实都没有太过于在意，因为他觉得以目前大明的国力，完全可以战而胜之。
但赵怀安却又明白，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那就是他觉得北伐没问题。
赵怀安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
也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全看赵怀安自己判断。
可以说，大明命运系于赵怀安一人的判断抉择，这是真话。
所以相比于言官的优点，它的缺点，就成了赵怀安必须忍受的代价。
……
三月十二这日，天刚亮不久，皇城东侧的六科廊里，已有几名工科给事中聚在值房中。
春雨刚停，廊下滴水如线，一滴滴落在青石上，非常治愈。
工科给事中许良坐在案后，面前摊着几封已经誊好的弹章。
他约莫三十七八，面皮白净，胡须修得整齐，说话声音亮如洪钟，果然是以言舌吃饭的。
在他旁边还另有两名工科给事中，一人叫谢方，一人叫卢维敬。
他们都是新朝言路里很典型的人。
许良出身不算高，却也不是寒门到底。
他父亲曾在寿州做过县学教谕，后来乱世里弃官还乡，靠替地方豪强写契书、教蒙童过日子。
许良少时读书很刻苦，却始终没赶上什么正经科举。
这倒不是他不用功，而是当今天下改朝换代，赵怀安从吴藩到大明，国家一路打过来，制度也是一路建起来的，所以哪有什么现成的科举给他们考。
后来两淮初定，各州荐举明经、能吏、孝廉之士，许良便被寿州推上来，先在吴王府做过一阵书吏，后来转入工曹，又因几次上书指出地方修桥虚报木料之弊，被调入六科。
所以许良这种人，最懂工部的实际情况，所以批判起来最狠了。
你不能说他没有私心，但试问谁不想出名，升迁，得名于阙下？
而另外一人，谢方则与许良不同。
谢方是江宁人，早年在县衙做过吏，可以说是精熟吏事，本来这样的人应该是在实务系统打转的，可偏偏让他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当年保义军入金陵，清理江宁旧吏，谢方因没有大贪，反而得用下来。
之后朝廷开言官，因为没有自己的人才来源，所以一开始都是各部系统举荐和自己毛遂自荐的。
而谢方就看出在督察院的前途，主动自荐，后被考课后，成功转入都察院，最后补为工科给事中。
也正因如此，谢方为人比许良稳妥，晓得有些事落在案头只是一笔，可到了刑部、大理寺、锦衣社手里，那就是一条命了。
所以谢方写弹章时，算是少有实事求是的一个。
至于三人中的卢维敬，就年轻太多了。
因为他是吴藩时代，从学监出来的儒士，父亲原本是湖州一个小绅士，家境又殷实。
其人在学监时期，就以文章和豪言出名，曾说：
“国法如炉，奸邪皆当锻尽。”
后来赵怀安设六科时，就喜欢从国子监、州学里拔这种年轻读书人。
原因也简单。
年轻，朋友少，顾忌少，有冲劲！敢打敢拼！
你让一个老人去弹劾工部尚书，他下笔前就已经想到里面有多少人情和厉害，如此锋芒就少了三分。
可卢维敬这种小年轻，他是看到机会，真上，真喷！
当然，也正因为敢骂，有时候就显得不知轻重，很不体面！
其实，他们三人也是大明如今言官的一个缩影。
新朝初立，科举还没有真正形成稳定的人才池，所以六科、都察院里的官员，来源非常杂。
有旧日吴王府幕僚、书记、军中文案；有地方荐举上来的明经、孝廉、贤良、能吏；有学监和州学出身的年轻儒生。
而这也就是国初才能有的时代特色，虽非清一色科甲正途，却尽显勃发。
……
谢方年长些，手里端着一盏茶，思索着。
卢维敬去年刚被提拔了一级，这会心气正盛，眼下正低头看许良草成的弹章，越看越觉胸中发热，大喊一声：
“许公这篇雄文，正气凛然，好。”
卢维敬压低声音道：
“陈圭身为工部尚书，却一意替商贾豪右开山泽之门，若非严尚书当廷驳倒，真叫他成了，以后天下矿山皆成豪强之利。如此大事，岂能不弹？”
许良淡淡道：
“不是弹他与豪强通利。”
谢方听到这里，才抬眼看他。
许良继续道：
“这话不能乱说。无凭无据，说工部尚书收了豪强的钱，那便不是风闻，是造谣。”
卢维敬一怔：
“那许公弹什么？”
许良把面前弹章推过去，点了点其中几行：
“一弹陈圭执掌工部后，诸监增项太急，屡以工坊急务压户部、三司，坏了部院章程。”
“二弹他岁末将煤铁诸监核册强送户部，逼其封印前覆核，轻慢朝廷制度。”
“三弹他正旦朝上，以百姓取暖为名，欲开私矿，见小利而忘大患。”
“四弹他遣工部吏员暗查地方私煤，却不先知会州县与都察院，已有越权扰民之嫌。”
他说完，手指在案上轻轻一敲。
“这些都可弹，也都站得住。”
谢方皱眉道：
“站得住是站得住，可眼下弹陈圭，是不是太急了些？”
卢维敬道：
“谢公何意？”
谢方没有立刻答话，只看了一眼外头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