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偏偏，历朝历代那么多聪明人，就是没有人这样想过。
他们想的是怎么把盐铁抓在朝廷手里，怎么把百姓管得服服帖帖，怎么让国库里的银子堆得越多越好。
从来没有人想过——给百姓一条凭自己的本事就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朝廷走，比什么禁令都管用。
李世民想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李逸尘在格物学院讲的第一堂课。
讲的是“士”与“工”的关系。
李逸尘在那堂课上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近乎离经叛道的说法。
“士”与“工”应当分工并存，相互依赖。
士负责治理国家，规划方向，制定规程。
工负责把士规划出来的东西，用手和工具变成实物。
这两者不是高下贵贱的关系，而是一个身体里的头脑和双手。
没有头脑，双手乱动。
没有双手，头脑空想。
现在回想起来，他忽然感到了一股从脊背窜上来的凉意。
不是害怕的凉意。
是豁然开朗之后，被某种巨大的真相震撼到了的那种凉意。
李逸尘的那堂课，不是一时兴起的空谈。
他在那时候，就已经在布局了。
格物学院是第一步——它不是一个教杂学的学堂，它是李逸尘在士和工之间开的一扇门。
这让工的地位与士平齐了。
钱庄是第二步——它是把头脑和双手连起来的血脉。
钱庄不参股民间作坊，但它通过国资院管理朝廷自己的产业，让朝廷从一个只会收税和花钱的机器，变成一个能靠经营产业赚钱的东家。
水泥是第三步——它是这套新秩序落地的第一个完整样本。
正窑是朝廷的，熟料是朝廷的，但研磨配送是民间的，施工修造也是民间的。
朝廷做最难最险的头脑活，民间做需要人手和勤快的双手活。
士和工，在这条产业链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分工并存、相互依赖。
而窑工——那些被李逸尘称为“自由雇工”的人——他们是这套新秩序里长出来的第一种新人。
他们不是士，不做官，不写文章。
但他们也不是传统的工匠，不是谁的私产，不是只会埋头干活的苦力。
他们识字，会算账，懂手艺，有契约，拿工钱，领岁赏。
他们凭自己的手艺吃一碗体面饭，谁也不能随便欺负他们。
李世民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全国各地，一座座正窑冒着青烟。
窑工们在窑前挥汗如雨，国资院的管事在旁边的屋子里拨弄算盘。
民间作坊的骡马队拉着熟料奔驰在各条官道上，送到各县各乡。
工匠们在工地上用水泥修桥铺路，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这些人，这些窑，这些作坊，这些路，这些桥——加起来，就是一套从泥土和窑火里长出来的新秩序。
不是从圣贤书里推演出来的秩序，不是从祖宗成法里继承来的秩序，而是从窑火里烧出来的秩序。
李世民睁开眼睛。
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新考虑一个问题了。
格物学院。
这座学院，他当初批的时候，只是当作一个教格物之学的学堂。
虽然李逸尘把它办得风生水起，但说到底，在李世民的认知里，它跟国子监、太学、四门学这些传统学府相比，不是一回事。
那些是培养官员的，是正途。
格物学院教的东西虽然有用，但终究是杂学。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可能错了。
格物学院培养的，不是官。
但也不是传统的工匠。
它是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李世民还没想好怎么称呼，但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巨大力量的东西。
这座学院里出来的学生，以后会分散到大唐的各行各业中去。
这些人看起来没有品级，没有官服，没有印信，但他们手里握着的，是大唐最实在的力量。
李世民忽然想起了一个词。
国之重器。
这四个字，以前他只用来形容传国玉玺、府兵精锐、三省六部。
但现在他忽然觉得，格物学院这四个字，也许担得起同样的分量。
可是，如果格物学院真的担得起这四个字，他该给它一个什么荣誉呢？
它没有祖宗成法可以依循，因为它是新东西。
它没有千年传承的尊号，因为它是李逸尘带着十几个学生硬生生闯出来的。
它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是实实在在的不世之成果。
但这些成果是隐性的。
它们不像一场打了胜仗那么光彩夺目，不像一首传唱的诗歌那么广为流传。
它们沉在泥土里，落在马蹄上，混在石灰和黏土之间，看不到，摸不着，只有用了才知道好。
李世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难办。
可是不给荣誉，这件事就永远上不了台面。
格物学院就永远只是一个“庶子办的那个杂学学堂”。
李世民靠在椅背上，手指在御案上轻轻地敲着。
敲了几十下之后，他停住了。
但他隐隐有一种感觉。
等到水泥的正窑建起来，等到第一批凭着手艺和勤快端上了新饭碗的窑工和作坊主出现在各州各县，等到格物学院的学生们分散到大唐的每一条产业链里去，他自然就会知道答案了。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一饮而尽。
然后他在手札上写了一行小字——
“待水泥事成，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