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庶子说三省六部是朝廷的中枢。那信行、钱庄、国资院，又算什么？放在中枢之外，是不是要凌驾于中枢之上？”
李逸尘看向崔敦礼。
“不是凌驾。是分工。”
“中枢管权，新机构管钱。权在钱上，钱不在权上。”
“中枢的权，一分未动。新机构的钱，一分不占中枢的权。”
“本官斗胆说一句——正因为三省六部要管天下，所以信行、钱庄、国资院，才不能放进去。”
“两件事掺在一起，官就不像官，商就不像商。”
崔敦礼没有再说话。
韦挺的眼睛眯了一下。
“右庶子此言，本官不明白。”
“下官先说六部。”李逸尘开口了。
“六部为什么好？因为六部的官，是流官。”
“吏部管铨选。三年一考课，考功司记着四善二十七最。干得好，升。干得差，降。干得实在不像话，削职。”
“为什么六部要用流官？”
“第一，为了监督。让一个官员在一个位置上待十年，他跟当地的胥吏、豪强、世家利益上的纠葛就越深。”
“所以才会出现流官三年一换，他到任的时候是生面孔，离任的时候还是生面孔——生面孔，才监督得住。”
“第二，为了激励。官做得好的，就等你升迁。升迁的路，就在流动里。没有流动，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谁还肯好好干？”
“第三，为了交流。让官员们在不同的衙门、不同的州县走一走，看一看。他才知道别处的官是怎么当的，别处的百姓是怎么活的。眼界开了，本事就长了。”
“这套道理，韦大夫比臣懂。”
韦挺没有否认。
他听得很认真。
“右庶子既然知道流官的好。”吏部侍郎忽然开口了，“为何信行、国资院就不用流官？”
“国资院的人自己选、自己考核、自己奖惩，不经过吏部铨选。”
“不流动，怎么监督？”
“侍郎问得好。”李逸尘说，“本官要说的，正是这个。”
“六部之官，是治民之官。治民之官，要的是通才，懂政令，懂人情，懂权衡。通才怎么来？靠换岗。在一个位置上待久了，人就窄了。”
“信行、国资院之官，是专业之官。专业之官，要的是专才。看得懂债券的行情，算得清窑场的成本，核得准每一笔账。”
“专才怎么来？靠深耕。债券的行情，三年才看得明白一个大概。账目的门道，五年才摸得清。把这样的人三年一换，他刚看懂就调走了，换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来，这笔账谁来算？”
“所以信行的官，国资院的官，要长期任职。干得好，升——但在信行、国资院里升。因为他们那套学问，出了这个门，就没人懂了。”
“这不是说信行、国资院的官就不用监督。”
“是监督的办法不一样。”
“六部之官，靠流动监督。信行、国资院之官，靠三样东西监督。”
“第一，账目之勾检。国资院每年的总账，送民部勾检，送御史台稽核。账上的每一笔，都要对得上。”
“第二，法度之纠察。御史台可以随时查国资院的账，查信行的账。御史台管的就是这个。”
“第三，刑律之制裁。谁在账上做手脚，谁拿朝廷的钱往自己兜里揣——那是刑部、大理寺的事。按律治罪，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
李逸尘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下官再多说一句。”
“韦大夫是御史台的人。下官斗胆问大夫一句，御史台的御史，靠什么监督百官？”
韦挺看着他。
“御史不兼他职，不受部寺辖制。御史的权，在独立。”
“正是。”李逸尘说，“御史台的御史，也是长期任职，也是自己管自己。若按侍郎的道理，御史也该三年一换，那御史台还是御史台吗？”
“独立之位，本身就是监督。”
吏部侍郎张了张嘴，一时没有说话。
“再说第二层。”李逸尘说，“信行、国资院，为什么要跟三省六部保持距离？”
“下官斗胆说一句犯忌讳的话。”
“朝廷的贪腐，十桩里有八桩，出在管钱的衙门和花钱的衙门走得近。”
“管钱的，跟花钱的坐一张桌子，喝一壶酒，账就糊涂了。”
“信行管债券，国资院管产业，六部花钱。三个衙门，离得越近，越容易穿一条裤子。离得远，各管各的账，谁想贪，都要过另外两家的关。”
“朝廷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州县官不许在本贯任职，亲属不许在同一衙门当官——这是回避之制。回避是什么？回避就是距离。朝廷用距离防贪腐，防了这么多年。”
“信行、国资院与六部保持距离，跟回避，是一个道理。”
崔敦礼忽然开口了。
“右庶子此言，本官有疑。”
“右庶子说信行、国资院的章程，自己定，不经过门下省审覆。若真如右庶子所说，距离能防贪——那是不是意味着，信行、国资院的章程，也可以不受朝廷法度的约束？”
李逸尘看向崔敦礼。
“崔侍郎问得好。本官正要说到此处。”
“章程分两种。”
“一种，是管天下百姓的规矩。那是律、是令、是格、是式。这类规矩，必须中书出令，门下审覆，陛下钦定。谁也不能自己定一条规矩去管百姓。”
“另一种，是衙门内部怎么办事的细则。各部有各部的则例，各寺有各寺的条例，历来都是自己定，报备即可。”
“国资院的章程，属于后一种——它管的是国资院自己怎么管账、怎么选人、怎么定价。”
“但有一条，臣要当廷说清楚。”
“民间参与水泥这一条，牵涉的是天下商民，不是国资院一家的事。这一条，就不是章程，是朝廷的格令。”
“臣请陛下，将这一条交门下省审覆，写成明文。”
“崔侍郎若觉得这一条写得不好，尽可以在门下省驳回。”
崔敦礼没想到李逸尘会主动把这一条送到门下省。
他沉默了几息。
“况且，本官还想请教崔侍郎一件事。”李逸尘又说。
“崔侍郎在西洲，做了两年黜陟使。”
崔敦礼的眼皮动了一下。
“黜陟使，是哪一部的官？”
崔敦礼没有回答。
“黜陟使不是六部的官。”李逸尘自己说了下去，“黜陟使以本官充使，替陛下考察天下吏治，事毕即罢。这是本朝早有的使职之制。”
“本官再请问崔侍郎——崔侍郎做黜陟使那两年，朝廷的法度，崩坏了吗？”
大殿里静了一瞬。
崔敦礼沉默了很久。
“……没有。”
“是啊。”李逸尘说，“以本官充使，在六部之外办差，事权明确，事毕即罢——这是本朝行之有年的旧制，不是什么新鲜事。”
“国资院，不过是把这种‘使职’，从临时，变成了常设。”
“因为管朝廷的产业，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事。”
“临时使职，办不了长久的差。”
“再说民间参与。”李逸尘转过身，面向郑俭。
“郑侍郎方才说，盐铁官营，民间不能参与。”
“本官想请问郑侍郎——盐铁官营，官的是什么？”
郑俭：“……盐铁之利，归朝廷。”
“是。盐铁之利归朝廷。但百姓买盐，是在官办的铺子里买，还是在民间的铺子里买？”
郑俭没有立刻回答。
“百姓买盐，走的是民间铺子。”李逸尘说，“铁匠打农具，用的是官铁，但打铁的铁匠铺，是民间的。”
“盐铁官营，官的是源头——煮盐的灶，冶铁的炉。源头在朝廷，末端在民间。”
“这是盐铁官营的本义。”
“水泥也是一样。”
“烧水泥的窑，朝廷全资，这是源头。民间作坊买熟料磨粉，车马行运货，这是末端。”
“朝廷禁的，是民间私烧水泥——就像禁民间私煮盐、私冶铁。”
“官窑烧熟料，民坊磨成品，与盐铁之制一脉相承。何违之有？”
郑俭张了张嘴，想反驳，一时竟找不到话头。
“况且。”李逸尘继续说，“民间参与，不是朝廷把水泥交出去。”
“民间参与，参与的是力气，不是权力。”
韦挺忽然开口了。
“右庶子说了这许多。本官只听明白了一件事。”
“本官要问的是，民间作坊若做了不法之事，谁来管？”
“国资院管不了，民间又有恃无恐——朝廷的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吗？”
李逸尘看着韦挺。
“韦大夫问到了根子上。臣正要讲这个。”
“臣请问大夫——民间走私铁器，今日是谁在管？”
“是盐铁官，还是刑部？”
韦挺：“……走私铁器，依律治罪。查办的是州县，是刑部。”
“是。”李逸尘说，“盐铁官只管卖盐卖铁收钱记账。谁走私了铁器，是州县的事，是刑部的事。”
“水泥也一样。”
“民间作坊偷运熟料，私设窑场，以次充好，拿劣质水泥去修河堤——这些事，国资院管不了，也不用管。”
“管这些事的，是州县，是刑部，是大理寺，是御史台。”
“国资院只管卖熟料、收钱、记账。”
“国资院管生意。朝廷管王法。”
“生意和王法分开，这才是长久之道。”
大殿里静了很久。
没有人说话。
李世民坐在御座上，端着茶盏，没有喝。
他的目光从李逸尘身上移开，缓缓扫过满殿的文武百官。
长孙无忌站在文官班首，眼帘低垂。
房玄龄捻着胡须，一言不发。
岑文本站在班列里，一动不动。
李世民看着这些脸，心里很清楚，这场朝会，走到这里，已经没有人能挡住国资院了。
水泥是引子。
国资院是局。
而他要的，从来不是水泥，也不是国资院本身。
他要的是那个位置。
国资院主事之位。
章程可以写，账目可以勾，御史台的眼睛可以安上去。
但主事用谁，由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