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会影响外交官的权力，但不会影响外交官的脑子。
通信越方便，外交官的权力越小，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冷笑话，但多勃雷宁比任何人都懂它的分量。
在一战以前，在电报真正覆盖全球以前，驻外外交官是帝国权力的延伸。
帝国的疆域太大，海洋太宽，殖民地、租界、港口和当地政权之间的局势变化太快，很多决定根本等不到首都批复。
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维也纳或者华盛顿的官僚们可以写出漂亮训令，等训令坐船抵达远方时，港口已经换了旗帜，当地的统治者们已经改了态度。
某个在简报里被称为“地方小冲突”的事件已经变成了战争借口。
那时的外交官权力很大。
“大使”“全权公使”这些词不是礼貌称呼。
全权意味着你在外有权替国家判断，替国家承诺，甚至替国家制造既成事实。
马修·佩里带着阿美莉卡舰队去霓虹时，华盛顿只能给个大致的方向。
站在江户湾外，决定怎样使用炮舰压力、怎样谈判、怎样让幕府签下《神奈川条约》的，是外交官。
等消息回到华盛顿，事情已经发生了，首都能做的只有承认结果。
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和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的外交官更是如此。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
电线铺进海底之后，首都开始实时呼吸。
外交官刚和对方谈完一句话，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摘要发回本国。
办公室里的官僚可以围着电报稿修改词句，要求补问，要求否认，要求拖延，要求立刻执行下一步。
驻外代表仍然坐在谈判桌前，声音虽从他口中传出，但背后已通过线缆与首都相连。
俾斯麦比很多人更早明白电报的政治杀伤力。埃姆斯电报本来只是普鲁士国王与法兰西大使会面后的报告，经过俾斯麦删改和发布后，被塑造成双方互相羞辱的样子，直接点燃了普法战争的情绪。
外交不再只是远方大使之间的斡旋，它被首都里的政治操盘手压缩成几行电文，投进报纸和民众情绪里。
原始电报与俾斯麦编辑后的版本差异，后来成为近代外交史里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通信的便利甚至变成了外交的陷阱。
齐默尔曼电报就是最好的例子。
德意志外交部通过电报向驻墨西哥公使传递秘密方案，试图在阿美莉卡参战时拉墨西哥牵制阿美莉卡，许诺支持墨西哥收复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
这封电报被英格兰情报截获、破译，并在1917年公开后极大推动了阿美莉卡舆论转向参战。
通信让权力中心更强，也让秘密更脆弱。
但在此刻，多勃雷宁站在联合国办公室，却感觉格外孤独，他没有办法仰仗电报，他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想出对策。
通信再方便，也不能替他做所有决定。
莫斯科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也不可能在十分钟内告诉他怎么做。
这一刻，多勃雷宁忽然觉得自己短暂地回到了旧时代。
回到那种驻外代表必须先替国家挡住第一刀、然后再向首都汇报的时代。
电报会来，指示会来，安德罗波夫的判断会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也会来。
但不是现在。
他必须像十九世纪那些孤悬海外的外交官一样，在首都尚未伸手之前，把局势压住，把证据带走。
好在自己好像做的还不错。
猴子被带走，猴子没有死，他完美完成了任务。
当这两只名为多莉的猴子被送到大使馆后，虽说安全程度比不上在莫斯科，但安全系数和回旋余地都大大增加了。
那里每一扇门都可以被命令锁上，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被带去写报告，每一份样本都能在国家机器的阴影里消失。
纽约不行。
纽约到处都是眼睛。
即便如此，情况也已经大不相同。
一旦离开联合国大楼，风险就从无法解释变成了可以拖延。
白天的多勃雷宁，仍然是苏俄驻联合国大使。
上午那场荒诞的转运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下午一点半，他准时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厅外的走廊里，深色西装，灰色领带，手里夹着文件夹，步伐不快不慢。
看见他的人只会觉得，苏俄大使今天稍微疲惫了一些，也许是前一晚准备发言太晚，也许是被上午那场家庭丑闻弄得心情不佳。
阿美莉卡代表远远看见他，露出一个外交场合里很标准的微笑。
“安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听说您今天早上有些私人麻烦？”
多勃雷宁停下脚步，转过头，脸上也浮起一点恰到好处的无奈。
“阿美莉卡外交官如果愿意少关心苏俄家庭生活，多关心国际法，也许世界会和平得多。”
老布什笑了。
旁边几名西欧外交官也笑了。
这句话把一切都压回了笑谈里。
多勃雷宁甚至故意停了几秒，让他们看清自己的表情：不愉快、恼火、不虞，唯独没有慌张和秘密。
随后，他走进会议厅。
今天讨论的是阿美莉卡核动力飞船的发射与国际监督问题。
这已经成了这段时间联合国的主旋律。
阿美莉卡人把它称为“人类进入深空的必要技术”，苏俄则把它称为“把核风险推向全世界上空的帝国主义冒险”。
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阿美莉卡代表当然会说，核动力飞船安全可控、服务全人类，发射轨迹经过严格计算，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坐在后排的欧洲人，脸上都没有多少轻松神色。
他们支持华盛顿，却不愿把自己的天空、港口和城市变成阿美莉卡冒险的缓冲垫。
道理很简单。
苏俄的核弹未必能精准打到阿美莉卡纽约、加利福尼亚、旧金山这些地方。
但一定能打到欧洲的核心城市。
如果阿美莉卡把核动力飞船发射常态化，如果莫斯科把这视作核军事化的开端，那么最先被推到危险边缘的，一定是伦敦、巴黎、波恩和罗马。
更何况，现在苏俄的大兵团在东欧边境，一副随时要挥师南下的样子。
在生死存亡面前，欧洲盟友连嘴上都不站在阿美莉卡一边。
会议议程枯燥，措辞漫长，翻译耳机里不断传来不同语言的声浪。
多勃雷宁坐在苏俄席位上，偶尔低头批注，偶尔侧身听秘书递来的纸条，仿佛清晨那两只名为多莉的猴子从未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