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正站在「勒皮克街」一栋灰色大楼的门口，抬头看五楼的窗户。雷诺阿画室的窗帘拉着，只有一角透出光。
他来过这里起码十次！仅仅是过去三年，他卖给雷诺阿的日本版画就不下四十幅，也买过多幅雷诺阿的作品。
过去每次来，他都能看到歌麿的美人图挂在雷诺阿画架正对面的墙上，北斋的富士山在左边，广重的雨景在右边。
而雷诺阿总会对他说“林先生，你下次带什么好东西？”然后两人喝掉一整壶咖啡。
今天他手里没带画，只夹着一个皮包，里面装着一份新到货的浮世绘清单，和一张准备给雷诺阿的期票。
他觉得自己应该先把账结清，再谈别的。
他爬上五楼，拉了两下门铃，门开了。
雷诺阿站在门框里，看到是他，没有露出意外的神色，但也没有让开的意思。
他依旧穿着一件沾满颜料的旧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指上还有没擦干净的群青和赭石。
但真正让林忠正恐惧的，是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恼怒或者尴尬，而是冷淡。
“林先生。”
“雷诺阿先生，我——”
“你不用进来。”雷诺阿说。林忠正听见这句话，只能把脚钉在门口。
“我来是想把上次那批画的尾款结清。”他打开皮包，抽出那张期票，“另外还有几幅新到的——”
“画不用给我看了。”雷诺阿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撑着另一边门框，挡住整个门口，“以后都不用了。”
林忠正把期票捏在手里，连忙解释：“雷诺阿先生，我只卖画，只卖浮世绘。我和日本的军部没有关系。”
雷诺阿看着他的眼睛：“我知道。”
“那为什么——”
“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那个人是莱昂。林先生，你人不错，日本的画也很美。但我不跟你谈政治，我只告诉你一个事实——
如果莱昂回巴黎后来这里，看见我墙上还挂着日本版画。他可能不会说什么，但我会无地自容。而且会这样的，不止我一个。
我们都不需要他说什么，我们只是在履行作为朋友的义务。”
林忠正站在原地，满心酸涩。朋友……多么美好的名词。他曾经以为自己是雷诺阿的朋友，但现在……
但他仍然不想放弃努力：“您以前说过，艺术没有国界。”
“艺术没有国界。”雷诺阿重复了一遍，“但艺术家有自己的朋友。你可以去找别人试试，祝你好运。”
他往后退了一步，一只手搭在门把上，另一只手则从林忠正手里把那张期票拈了过来。
“从今天开始，你不欠我的钱，我也不欠你的画了。并且，以后都不欠了。”
然后，门关上了。
林忠正听见门锁咔嗒一声，然后是雷诺阿走回画架的脚步声。
他站在门外，走廊很暗，灰尘在窗户透进来的光柱里浮着。
伫立良久后，他还是转身下楼了，马车仍然在街角等着。
他上了车，车夫问去哪，他说了几个印象派画家画室或者公寓的地址。
他准备一个一个去拜访——雷诺阿说“会这样的不止我一个”——他不相信！
克劳德·莫奈在吉维尼，不见。
埃德加·德加关门不见。
卡米耶·毕沙罗的女佣说他去鲁昂写生了，归期不定。
保罗·高更直接把他的名片丢了出来。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的管家倒是接了他的名片，但推说先生在见客，不便他进去。
……
直到傍晚，他终于回到自己位于「勒佩勒捷街」的小画廊。
他先让伙计把门口那块“日本美术”的牌子收进来，再把店里所有浮世绘从墙上摘下来，一幅一幅裹上油纸，塞进储藏间。
无论是歌麿的美人，北斋的浪，还是广重的雨……全部都封箱。
然后他坐到柜台后面，翻开账本。不到一周时间，取消订单的客户名单就写了整整三页。
损失的数字他算了又算，索性把账簿合上，推到一边。
他坐在柜台后面，看着墙上一幅还未摘下来的吉原游女主题的浮世绘，怔怔出神。
画上的女子垂着眼，嘴角微弯，已经那样笑了将近一百年。
只是这种笑容，可能再也无法在巴黎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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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芳翠在巴黎已经住了七年。
他明治十一年来法国，师从让-莱昂·杰罗姆，是第一批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正规学习的日本画家。
他的画风稳健，素描功底扎实，杰罗姆曾在画室里当众说过“芳翠的手感是天生的”。
这不是客气话。山本确实画得好。他的油画在学院年度展览上入选过两次，在乔治·比蒂画廊做过一次联展。
下个月，他就要在同一家画廊举行自己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整整三百幅画，许多是日本题材的油画，连画框都订好了。
这将是向法国人展示日本文明的绝佳机会！
四月十一日上午，山本芳翠收到了一封信，从「乔治·比蒂画廊」送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寥寥几行：
【尊敬的芳翠先生：
本画廊决定取消您的个人画展。如有后续安排，将另行通知。
乔治·比蒂。】
山本把信看了三遍。
第一遍他没有完全理解；第二遍他开始理解；第三遍他已经理解了，但脑子还是不愿意接受。
他走到画架前，把信放在调色板旁边。窗外传来楼下水果贩子的叫卖声，走调的车轮碾过石板路。
他那些画整齐地靠在墙根，每一幅都装好了橡木画框，正面朝墙，只露出背面绷布的钉眼。
他已经寄出了请柬，邀请的不止是画家们，还有巴黎那些鼎鼎有名的作家——
左拉收到了，莫泊桑收到了，都德收到了……连莱昂纳尔·索雷尔的维尔讷夫别墅那边，他也寄了一份，表示尊敬。
现在这些请柬都要作废！他还要写同等数量的道歉信给收到请柬的人。
山本坐到椅子上，想到自己来巴黎七年，从来没有以“日本画家”自居。
在画室里，他穿和法国同学一样的罩衫，用一样的颜料，吃一样的黑面包。
他以为只要画得够好，“日本人”这个标签就会慢慢不重要。
现在他明白了——标签一直都在，虽然没有贴在他的画上，但直接贴在他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