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3月底，阿韦龙省，迪卡兹维尔。如果只看地图，这不过是法国南部一座被群山和煤层夹住的小城。
可是从1月26日开始，这个名字就被巴黎的报纸、议会、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酒馆反复念起，像一块烧红的煤。
两个月来，迪卡兹维尔矿井口附近，到处都是人，今天也不例外。
穿着旧外套的矿工、裹着头巾的妇女、脸上带着煤灰的孩子，还有一队队被派来“维持秩序”的士兵。
那些士兵大多是年轻人，军服整齐，刺刀明亮，可他们站在矿工面前时，并不像军官们希望的那样威严。
因为他们太像矿工的儿子了。
虽然巴黎的议员们把军队称为“国家秩序的保障”；
虽然阿韦龙省的高官把军队视为“防止局势恶化的必要力量”；
虽然煤矿公司的股东们，认为军队可以逼迫矿工们重新下井……
但在迪卡兹维尔的冷风里，矿工们看见的只是一群同样吃不饱、同样被命令推着走的年轻人——除了他们手里拿着枪以外。
一个矿工可以恨那些把工资往下压、把工人的命往井里填的煤矿老板，但很难把这些鼻尖冻得发红的士兵当成真正的敌人。
士兵也一样——他们奉命来到这里，面对的不是外国的侵略者或者国内的叛乱者，而是一群要求不再被当成井下牲口的人。
在1878年罢工时，这里的矿工月薪尚有150至200法郎；到1886年，矿工月薪已跌至33法郎，降幅超过了80%。
最大的原因就是公司设立了一个由管理层直接控制的消费合作社，直接从工人的工资中扣款，然后再用食物冲抵这部分工资。
以至于许多矿工的妻子不得不把从合作社里赊购面包和肉类，再转卖出去换取现金，才能支付得起房租。
但迪卡兹维尔不是巴黎，矿工们说不出放在报纸上很好看的话，他们只知道自己下井越来越苦，拿到手的钱却越来越少。
当时负责管理煤矿的副经理瓦特兰与煤矿公司签订了一份秘密合同，可以从每次降薪中抽取10%的佣金。
这一丑闻在罢工后被曝光，直接导致时任公司董事长、前财政部长莱昂·塞引咎辞职。
但工人的诉求——固定日薪、八小时工作制、不惩罚罢工代表、工资每两周支付——煤矿公司都坚决地拒绝了。
唯一被满足的只有瓦特兰辞职这一项，只不过方式比较特别而已：他被工人从办公室的窗户扔了出去，活活摔死了。
从那一天起，迪卡兹维尔煤矿的罢工就不再只是迪卡兹维尔一个地方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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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区一间低矮的屋子里，几名工人代表围着桌子坐着。
有人拿着从巴黎来的《人民呼声报》，也有人拿着《不妥协报》，里面夹着从议会传来的消息。
“盖德又在报纸上写文章了，呼吁政府要下令煤矿满足我们的要求。”一个矿工说。
“他竟然还敢写？”
“所以他也被告了。”
“巴黎那些人总是这样，工人挨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维持秩序；有人替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又说这叫煽动。”
屋里有人骂了一句：“一群无耻的混蛋！”
儒勒·盖德、保罗·拉法格、路易丝·米歇尔……这些名字在迪卡兹维尔矿工中已经不陌生，他们都支持这场罢工。
尤其是路易丝·米歇尔，许多人并不完全懂她的主张，但知道她刚获释不久，就又站出来替矿工说话。
一个刚从外面回来的人说：“巴斯利先生又到矿区了，正在和煤矿的股东们谈，希望能迫使他们让步。”
这句话让屋子里稍稍安静了一些。
埃米尔·巴斯利不是那种只会在巴黎的议会里讲漂亮话的先生，他当过矿工，知道矿井下面是什么样。
他在议会里替罢工者说话，言辞激烈到有些温和派议员觉得他是在替谋杀者辩护。
如今，他和泽菲兰·卡默利纳、安蒂德·布瓦耶、克洛维斯·于格共同组成了议会里的“工人议员团”，一起为罢工者说话。
这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屋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
有人以为军队要动手，有人以为公司派了新的工人来顶替罢工者，还有人下意识去摸墙边的木棍。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矿工推门进来，喘着气说：“又有报纸来了！巴黎议会那边，布朗热将军为我们说话了！”
“布朗热？”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毕竟他那些改革措施——改善军队伙食、允许士兵留胡子、驱逐保王派军官——经常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
而对迪卡兹维尔来说，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身份——陆军部长！现在封锁煤矿的士兵都归他管。
如果他要镇压，这里的士兵真会挺着刺刀向前走；如果他不让镇压，那些士兵就会像之前那样停在路边。
“他说什么了？”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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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巴黎，众议院里仍然在为迪卡兹维尔罢工吵得厉害。
这场罢工已经不是一场地方劳资纠纷，而成了一场全新的政治角斗。
资本家怕它，保守派恨它，社会主义者希望它变成一面旗帜，实现矿山国有化。
激进派则有些尴尬——他们愿意说些同情工人的话，却不愿意真的被盖德、拉法格、米歇尔这些人牵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