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百合特别想找段成良聊聊天，于是就给段成良打了一个电话，听筒里她的声音里带着收工后特有的那种松弛和疲惫：“拍完了。山本导演说，这是他这几年拍得最满意的一部戏。我自己也觉得，比《香江夜曲》好。”
段成良听完，没有急着接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你演得好，是因为你值得。”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你不是在演别人，是在演自己。我一直记着。”吉永小百合的声音低了些，“我也记着。”
两个人没人在意，这是长途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挂断电话后，段成良放下电话，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夜色笼罩着伦敦老城区，街道上只有零星的脚步声和远处一辆夜班公交驶过的低鸣。
回到桌前坐下，他把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的条目又密集了几分，每一条都对应着某一件已经离开原位的文物。他没有数一共多少件，但他知道，那个数字还在增加，老徐那边也在继续发来新的名字和地址，排着队，等着他一个个去处理。
夜色还很浓，他的手边还压着一页尚未划掉的目标。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伦敦的夜风沿着小巷缓缓穿过，远处隐约传来大本钟报时的声音。他该动身了。
……
这是段成良在欧洲的最后一夜。他坐在伦敦那间小屋的桌前，翻开笔记本，扫了一眼那些已经被划掉的条目，又在页尾的位置添了几笔，把老徐刚传过来的最后一个目标信息抄了上去。抄完，他合上本子，在椅背上靠了一会儿。
明天一早，他打算回香江。欧洲这边的目标已经全部清理干净，网已经收得差不多，剩下的尾巴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他需要回去看看那边的进展。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扇。伦敦的夜风带着泰晤士河的水汽涌进来，吹得桌角的纸页轻轻卷了一下。他在窗前站了几分钟，望着远处几扇亮着灯的窗口，在夜色中排成细碎的光点。
然后他转身，拿起外套，推门走进夜色。他还剩最后一个目标要处理，在巴黎，是一幅从圆明园流出的清代宫廷画，老徐昨天才确认了具体的存放位置——在一栋公寓楼的顶层阁楼里，没有加装安保。
他从街角的阴影中走出来，用空间锚点穿过伦敦与巴黎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距离，落在第八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那栋公寓楼的顶楼阁楼窗口朝北，窗帘没有拉严，透出一条窄窄的暗红色灯光。他确认了屋主已经入睡，不紧不慢地攀上外墙的排水管，翻进阁楼的窗口，把画取走，换入一件尺寸相近的仿品，然后沿原路离开。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十五分钟。
回到小屋时，天还没有亮。他脱下外套挂好，在桌边坐下，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在“巴黎宫廷画”后面画了一个圈。
他没有多做停留，起身走进空间，检查了一遍这些日子累积下来的收获。那些文物在草地上铺开了一大片，从青铜器到绢帛卷轴，从石刻到玉璧，每一件都安静地待在原地。他在那幅宫廷画前蹲下，展开一角看了看落款处的印章和题跋，确认无误，又合上，起身走出空间。
第二天一早，他坐上飞往香江的航班，飞机进入平流层后，舷窗外的云层在下方铺成一片厚厚的白色平面，边缘处有淡金色的光芒从侧面渗进来。他闭上眼睛，把那些还没有画掉的条目和欧洲的夜色一起留在身后。
与此同时，欧洲的文物收藏圈正处在一种更加弥漫不散的紧张气氛中。
杜邦放下电话听筒时，指腹在话筒边缘停了一瞬。电话那头是忙音，嘟嘟嘟的，短促而空洞。
他又拨了一个号码，响了六声，那边接起来了，声音带着迟疑：“杜邦先生，我这边还在整理清单，暂时没什么新消息，有进展我再联系您。”
话还没说完就挂了。杜邦握着听筒，在画廊的展厅里站了好一阵，周围那些展柜的玻璃在灯光下泛着平整的反光，光线沿着柜面均匀地铺开，落在地板上，照出他自己投下的那道斜长的影子。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扇，巴黎傍晚的风从街道方向涌进来，吹动他手边那叠报纸的边缘。那些关于连环失窃案的报道已经被翻过好几遍了，标题越来越耸动，但没有一篇提到嫌疑人、作案工具或可行的侦破方向。
他充满恐惧的心里，已经彻底被绝望填满。认命了。他丢的东西恐怕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再有新的损失。
苏黎世的韦伯在他那座私人博物馆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已经重新清点了三次展品清单，每一次都确认编号和照片一致，才在记录本上打勾。三次勾都打完了，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那份寄存在律师那里的清单副本，又翻了一遍。纸张的边角因为反复翻阅已经有些卷起来了。
他把清单放回文件袋，从桌边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穿过走廊，在那件宋代瓷器的展柜前停了一下，确认玻璃柜门锁好、底座压力触点指示灯依然稳定，才转身走向下一件展品，目光没有从柜门锁的位置移开。
馆内的走廊在入夜后只剩下墙角那几盏应急灯的微光。他的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均匀的回响，像在给自己确认每一段路都还完整。
这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和焦虑，让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风度。就好像往昔志得意满的日子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每天都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让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