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方局成功挺过一劫不同，中央的形势简直让人揪心，先是蔡林彬同志牺牲，然后就是项钟发出事，而他的出事，也让陈绍宇终于走到了中央的核心位置，成为了代理第一书记。
虽然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谷雨还是觉得十分伤感，项钟发死了就死了，反正他早就该死了，关键是蔡林彬同志的牺牲，太可惜了，不过他一直在南方，谷雨也没有办法。
谷雨今天揪心的，不仅仅是中央的变故，还是一件让他非常头疼的事情，就在今天的电文中，中央告诉他，中央军委有同志被捕叛变，山西兵暴起义计划很可能已经泄露出去。
所以谷雨需要考虑现在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提前发动兵暴？
他需要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第28章北方特科
事实上，如果可以选择，谷雨并不愿意在此时搞兵暴，原因很简单，现在这个时间段，并不是很理想。
1931年的夏国可以说内忧外患，此时此刻，全国各大水洗正在经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水灾，三分之二的夏国陷入到洪水当中，受灾人口超过了一个亿。
东南沿海，一直到北部海边，西南到四川和云南，这些地方全部都受到了洪水的冲击，基本上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各种大小河流，基本上都出现了泛滥。
光光直接被洪水淹死的人就超过了几十万，而死于瘟疫和疾病的人到底有什么，可能永远也没有一个统计数据，但没有上千万，怎么都有几百万。
最悲惨的就是武汉三镇，这次洪灾，几乎把整个汉口还有武昌以及一部分汉阳都通通泡在了水里面，水深最深的地方有16米，被洪水浸泡，时间最少的也有三十多天，最多的甚至长达一百三十多天。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害，当时的整个湖北以及整个全国的各种慈善机构都在捐款，协调救灾。
可是这场灾害实在是太严重了，受灾的地区太大，而且灾民太多，情况非常严重，仅仅是武汉这一个地方来说，病死的以及饿死的灾民就不计其数，当时到处都在挖千人坑一层一层的埋葬着受灾死亡的灾民。
如此巨大的灾情，国民政府却把心思放在内战中，这一年常凯申先后发动了两次对环太党的大围剿，分别动用了20万人和30万人，为了筹措经费，竟然连武汉修大坝的三十多万银元钱用在打内战上了。
更夸张的是，这段时间，国民党又闹起了分裂，常凯申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扣压于南京，引起国民党再次分裂。
汪精卫等人纷纷南下广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
这一次事件连锁效应非常严重，在北方造成倒戈将军石友三叛变，然后被张学良击败，但小六子为了平定叛乱，又从东北调了六万主力，结果偌大的东北几乎没多少主力，绝大部分是保安部队，结果被日本人趁虚而出，发动了918，张学良从此一蹶不振。
这样惨痛的国内局面，让谷雨再一次意识到，必须坚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各地的军阀割据，实现夏国的大一统，否则人民遭受到的灾难还会不断出现。
在谷雨的记忆里，即便后来夏国最困难的那三年，也比此时的全国大洪水要好很多，死人也要少很多，换句话说，夏国党表现最差的时候，也比此时的国民政府强了无数倍，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后世还有那么多白痴，把民国吹捧得高高的？
也许一些知识分子蒙蔽双耳双眼，享受种种温情，可以搞一些小资，但来自于后世的谷雨，就算再怎么充满野心，投机革命，也对这样的局面，实在忍无可忍，所以他再一次无比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越是坚定革命信念，他就越希望自己在北方的工作，能够更加成功，最起码一点，也要拉起一支像样的北方红军，打造一块更大的根据地，怎么也不能前世更差。
对于山西地下党的起义，谷雨虽然非常疑虑，担心很难成功，但大势所趋，不动是不可能的，谷雨的如意算盘是等到张学良和石友三打起来之后，再发动兵暴。
这样一来，交战双方张学良和石友三应该没多少精力来管，而晋军名将傅作义此时驻守绥远，29军和孙殿英部还在山西东南部，所以理论上说，红24军起义之后，面对的敌人不会非常强大。
这样一来，红24军就有一定的生存空间，问题是敌人会不会给他这个时间？
高桂滋会不会在得报之后，立刻对部下的地下党员进行清洗，谷雨不敢肯定。
思前想后，他决定写一封信告知山西省委，首先把起义计划暴露告诉了省委，同时告诉山西的同志，北方局不清楚起义部队的具体情况，没办法给出明确决定，所以什么时候发动起义比较合适，是提前，还是推迟，由前线同志自行酌量。
谷雨重点写的是起义后面的安排，一旦决定起义，就必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起义部队选择五台山地区打游击是正确的决定，但必须考虑到种种意外，一旦敌人在前往五台山的路上部署重兵，我们也绝不能硬碰硬。
必须坚持游击战术，要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晋冀两省周边的太行山区活动，谷雨又将南方红军的诸多游击战术重申了一遍，比如赣南根据地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又比如湘鄂西根据地总结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还有就是鄂豫皖根据地得同志总结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都说了一通。
谷雨毕竟在军委待过几个月，对各地红军的战术都了然于胸，虽然他只是纸上谈兵，但至少理论上，他知道应该怎么打，而西北军出身的起义部队很可能并不清楚，必须给他们足够的提醒。
谷雨在信中，非常高明确的告诉山西省委，这一只起义部队是北方红军的独苗苗，他们必须清楚自己身上肩负的沉重使命，必须尽可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这对北方的工农革命意义重大。
谷雨认为，红24军不管怎么打，都绝不允许硬碰硬，打呆仗蠢仗，打没有足够把握的亏损仗，一切军事行动的出发点都在于如何保存和壮大红军。
北方局希望山西的同志能够创建稳定的苏维埃政权，但一旦敌情太过强大，也可以先发展游击区，要以广大乡村为发展重点，绝不能轻易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据点，盲目得与敌人硬拼，切记，切记！
遇到敌人围剿时，必须慎重选择对手，先打薄弱孤立之敌，必须想法设法保证首战的胜利，即便是很微小的胜利，对于力量薄弱的红军来说，也是巨大的胜利。
一旦下定了战斗的决心，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要尽可能的歼灭敌人，宁愿断敌一指，也比伤敌十指要好，总之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保存和壮大自己！
谷雨也对红24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起义成功后，山西省委必须派出得力干部，领导红24军的政治工作。
必须立刻在红24军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班排一级必须有政治副班长、政治副排长，连有指导员，营团以上必须设立政委，并组建政治部。
红24军必须坚决遵守三项纪律，八项规定，对于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各级政治工作者必须坚决打击，越是困难，越是弱小的时候，纪律必须放在第一位，必须做到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
各级政治工作者必须尽可能利用空闲时间，在红24军内部开展诉苦运动，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启发战士们诉说他们入伍前和入伍后所受的各种苦难，启发干部战士回忆各自的苦。
通过诉苦提高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英勇奋战的觉悟，同时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环太党的领导下的坚强团结，使部队万众一心，不怕牺牲，群威群胆，英勇杀敌，保证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而在具体军事指挥时，政治工作者要充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战争有战争的规律，在坚持政委最后决定权的同时，不能随便越俎代庖，外行指挥内行。
谷雨要求，红24军一旦占据了某一块根据地或者建立了游击区，就必须立刻坚决的发动农民，成立各级农民协会，坚决打击土豪劣绅，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无偿的分给广大穷苦农民。
在这个问题上，谷雨并没有提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因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实在太左，搞什么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他只是含糊得写了开展土地革命这些话，并没有牵扯到具体政策，这一块就交给地方的同志来办吧，有些话没必要说得太清楚。
执行太左了，他会默认；执行过右，谷雨也不会盯着不放，说到底选择权给下面的同志，他正好可以从中筛选一些符合他心意的政治干部。
现在夏国环太党还非常不成熟，他在坚持革命的同时，也必须保住自己的有用之身，有些事不能着急，他有足够的耐心。
洋洋洒洒写完了这一封信，次日谷雨找来了王庸同志，请他过目，然后告诉他，立刻派人前往太原，送给山西省委，同时关于如何开展诉苦运动，谷雨已经整理出了一个小册子，也一并交给了王庸。
王庸看完了谷雨那封信，又仔细阅读了他那个小册子，内心非常激动，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年轻的北方局书记，竟然是如此的，如此的，甚至可以用出色形容，这简直难以置信。
在被调到北方之前，王庸和吴冠生同志有一次密谈，王庸毫不讳言他对谷雨的担心，吴冠生同志并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而是最后告诉他，谷雨和陈绍宇有些区别，他相对更灵活一些，他能够听得进同志们的劝说。
王庸有些将信将疑，但来到北方局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吴冠生同志说得没错，谷雨搞得这一套，很是有些不对劲，与四中全会的决议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
四中全会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重要的任务，同时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而谷雨却不断找出种种借口，不愿意在京津唐地区搞工运，表面理由冠冕堂皇，河北省委刚刚被破坏，北方局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积累力量。
为了说服一些同志，谷雨在文件中，以打人作为比喻，打人之前要握紧拳头，收缩胳膊，所以我们现在的低调，恰恰是为了麻痹敌人，在关键时刻打出更重的拳头，要追求成功率，不能搞左倾盲目主义，黎隆郅那一套不行！
看起来谷雨说得很对，我们要么不动手，要动就来一个猛的，这样对敌人才真正有杀伤力，但谷雨这一套，在一些比较激进的同志眼里，很明显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工作方式，这与谷雨的形象，陈绍宇的坚定支持者完全是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