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战，要符合战场实际，七八万湘军挤在北线，并且占据着险要地形，我们怎么打？我们不是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那一套，不是我们的风格，要想办法把湘军主力调动出来！我们只要冲到了衡阳，湘军就别想缩在一起，他们不出来，常凯申也会逼着他们出来！”
“湘军如此布置，衡阳必然空虚，但衡阳是三省通衢所在，是南方战略要地，城防坚固，恐怕不那么好打，雪峰山不好爬，我们不可能带那么多炮兵！”
“那就把战壕挖到敌人的城墙下，老郑，以我们现在的攻坚能力，打下衡阳可能性非常大，一方面军能攻下赣州，我们一定可以拿下衡阳，顶多需要一些时间！
再说了，我们的重点是围城打援，攻城本来就不需要那么着急，不管是南面的桂军，还是北线的湘军，到了这一步，他们都得出来，谁也承担不起丢了衡阳的责任！这叫打蛇打七寸，衡阳就是他们的七寸！”
寻怀周同志说到这里，显得自信满满，郑桂林看着地图，想了一会说道，“如此一来，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湘军，也还包括桂军，甚至是增援的粤军，我们需要十兵团和十一兵团的配合！”
寻怀周点点头，笑着说道，“合围衡阳后，我们再给中央发电，建立成立总前委，由祝、陶两同志统一领导南线作战！”
第298章西南风云上
西南局会议上，几位书记互相传递，看过了寻怀周的电报后，李润石同志笑着说道，“不谋而合！”
柳明昭同志说道，“仗越打越大，配合确实越来越重要，怀周资历不够，接下来的战役六兵团却是主力，总前委的人选要慎重，要为他的指挥扫清障碍！”
李润石同志有些眼热，我军总兵力超过二十万人，这是一场他从来指挥过的大仗，而且他也确实有资格指挥，“要不，我去一趟铜仁？”
“老李，你就不要去了，你要是去了，怀周就没办法指挥了！”刚刚来到成都的王运生同志表示了反对意见，他去过赣闽苏区，知道李润石和祝玉珍、秦石川等同志的心结，自然不敢让他去。
李润石叹息了一声，他也知道职务所限，有些事情已经由不得自己了，这个时候柳明昭同志笑着说道，“还是听中央安排吧！”
众人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王运生同志拿起了一份电报，“同志们，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央的电报，这份电报的过程相当曲折……”
1933年底，乌斯藏地方十三世大和尚圆寂，清朝以来，凡大和尚圆寂，乌斯藏地方均需及时向中央政府禀报，已成定制。
此次亦不例外，1933年12月20日，乌斯藏噶厦将十三世大和尚圆寂的消息电告驻京代表，要求立即呈报中央。
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即依清时惯例，着手褒恤事务。常凯申、林森等政府要员致电噶厦，表示沉痛的哀悼，国民政府“念其历年以来，宣扬佛化，保障西陲之功”，册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
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为了更好地宣达对藏政策，从感情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的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大和尚专使”。
辛亥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驻藏办事长官及其他中央代表入藏多未成功，虽然陆续有人代表中央政府入藏，但对于历年悬案仍难以商洽。
因此致祭十三世大和尚的黄慕松此次入藏，责无旁贷地负有就如何解决乌斯藏问题与乌斯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换意见之使命。
而乌斯藏地方政府以五世热振活佛为首的僧俗官员在达赖圆寂、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也非常希望能与中央政府加深关系，故对黄慕松入藏表示了空前的热情。
黄慕松一行历经四川鞍马劳顿，终于在8月28日抵达拉萨，乌斯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官员事先即在墨竹工卡宗迎候，还按照迎接清朝驻藏大臣的规格，在拉萨郊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噶伦朗雄、彭雪率五品以上官员着礼服，佩戴整齐，按官级品位恭候，并由藏军列队奏军乐，行军礼，拉萨民众倾城而出，欢迎人群竟使“途为之塞”。
黄慕松携其随员与乌斯藏僧俗上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宣达了民国关于“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向他们赠送了礼品，气氛十分融洽。这就使得一些对内地情况不解甚至敌视的人有了一定转变，为以后即将开展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派员入藏十分恼怒，派怀特等人以“致祭”为名，前往拉萨监视，极尽破坏之能事。
当时噶厦中少数人在英国人的指使下，是想先与中央代表就乌斯藏问题洽商出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意见，然后再见机行事，否则便拒绝加封典礼。
这种情况下，黄慕松广泛团结僧俗，顺利得完成了加封典礼，并在1934年10月1日完成了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典隆重举行。至此，黄慕松到藏的使命从形式上已全部完成。
黄慕松在拉萨期间，与噶厦多番商谈。噶厦表示“对外乌斯藏为中国之领土”，但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坚持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