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选择以徐州为据点，重兵猬集，消极死守。他们把徐州当作要塞来守，将主力集中于城池及周边点线，以城为守，以守待攻。部队不敢离开城池主动出击，生怕失去依托。结果，几十万大军缩在徐州周围，像一只蜷缩的刺猬——浑身是刺，却迈不开步。解放军从东、西、北、南多路穿插，国民党军只能被动应付，最终被分割包围，变成瓮中之鳖。这正是顾祖禹所警告的：四战之地而徒守孤城，是自困也。平原上守城，是最危险的事。没有高山深谷可以凭恃，没有江河天险可以依托，一座孤城摆在平地上，就像一盘棋里唯一不能动的子。你不动，别人就可以绕着走、围着你打、切你的补给、断你的后路。直到你发现，自己已经不是棋手，而是棋盘上一枚被围死的棋子。
解放军的选择完全不同。他们以徐州为战区枢纽，打活局、打机动、打歼灭。不直接攻打徐州城，而是打掉徐州的体系——先把外围的据点一个个拔掉，切断补给线，阻断增援通道，让徐州变成一座孤城。你守城，我就围城；你等援军，我就打援；你缩在城里不敢动，我就先把城外的棋子一个一个吃掉。最干净利落的，是那一招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的命门，铁路从这里穿过，补给从这里经过。拿下宿县，徐州和南京的联系就断了，几十万国军彻底被孤立在徐州周围，进退失据。正是“扼其咽喉，动其全身”。此后，解放军以攻代守，分割歼敌：先打黄百韬，再围黄维，最后追歼杜聿明集团。每一步都踩在对手的软肋上。六十万对八十万，最终歼敌五十五万，取得以少胜多的决定性胜利。
淮海战役以最壮阔的方式，印证了顾祖禹对徐州的千年定论：徐州为四战之地，非城之险，乃势之要。善用之，则为天下枢；死守之，则为四面囚。
两军对垒，比的从来不只是兵力。比的还有对地理的理解，对时机的把握，对“势”的运用。蒋介石的将领不是没有能人。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黄维，哪一个是酒囊饭袋？可他们被锁在了一个错误的战略里，被“守徐州”这个任务困住了。他们是一流的战术家，却困在一个二流的战略里。而他们的对手，打的是活局，走的是活棋，每一步都踩在“势”的缝隙里。几十万大军在平原上穿插、包围、分割，像水一样渗透，像风一样流动。没有人可以跟水打一仗——你堵不住它，也拦不住它，它总是能找到你防线最薄的那道缝，从那里流进来，把你淹没。那种穿插的密度，那种包围的速度，那种切割的精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想象的。它需要将领对整个战场有近乎直觉的把握，需要士兵在连续行军之后还能保持战斗意志，需要后勤在几十万大军的运动中找到补给的办法。这些，解放军都做到了。这不是偶然。这是长期战争积累下来的经验、纪律和默契，在平原上的一次集中释放。
其实顾祖禹的道理，不止适用于徐州，也不止适用于打仗。任何一个看上去非守不可的位置，都藏着一个陷阱——你越觉得它重要，就越容易被它捆住手脚。守城如此，守一个行业、守一个观念、守一种活法，也是如此。真正难的不是知道自己要守什么，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城里走出来，去打一场活局。杜聿明撤出徐州的时候，烧了大量的物资，带着几十万人在寒风中往西走。他可能已经知道结局，但他还是要走。陈官庄被围之后，大军断粮，士兵在雪地里挖野菜、剥树皮，甚至杀马充饥。邱清泉突围时中弹身亡，黄百韬在碾庄战败自杀，黄维被俘。这些人在战场上的结局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被“守”这个字困住了。守徐州也好，守碾庄也好，守住一个打不赢的信念也好——一旦你把自己的命运拴在一个点位上，你的退路就变窄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不是靠一座城守出来的，是靠走出来的。走，在战场上比守更难。你决定走的那一刻，就要面对不确定性，面对补给线拉长的风险，面对士兵的疲惫和恐惧。可也只有走，才能把死局走成活局。在平原上，走就是打，打就是走。解放军用六十万人，围住了八十万人，靠的不是城墙和工事，而是脚步。在那些冬夜里，在那些泥泞的土路上，在那些被炮火翻过的田埂间，几十万人用脚走出了包围圈，走出了补给线，也走出了胜利。那是中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军。没有人统计过那些士兵一共走了多少里路，但每一个参加淮海战役的老兵，都记得那双走烂了的鞋。
那场战役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徐州如今是一座安静的城市，街道宽阔，车来人往。站在城外的平原上，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麦子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割，土地依然是几千年前的那片土地。只是那些在平原上奔跑、穿插、包围的队伍，那些在冬夜里赶路的士兵，那些在战壕里写家书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只剩顾祖禹的那段话，还留在书页里，等着下一个读到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