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面对困难的生活智慧，对我而言变成并非必要的品质，倘若她活久一点，对她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回想起来，我感到锥心刺痛。我时常想，她会如何面对我的忧郁症状，她能够洞察原因吗？然而她的死，却是引发我崩溃的部分原因，我的疑惑无从得解。总是等到某个人死去之后，才知道要问他什么。尽管如此，母亲在我心里，却一直是悲伤的回忆。
我停药了，而且很快。这很愚蠢，但我坚决地不想再服药了。我想也许我能再度寻找到自己。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首先，我以前从未体会过赞安诺这种药的副作用：我睡不好，时时刻刻感到焦虑和不安定，好像自己前一晚喝了几加仑廉价的法国干邑白兰地。我眼睛刺痛，胃部翻搅，这也许是停了克忧果之后的症状。晚上，还未真正入睡时，恐怖的梦魇便紧紧缠绕着我，醒来时心跳剧烈。精神科医生一再告诫我，准备停药时，应该慢慢来，并遵循他的建议，但我的决心来得突然，而且我害怕失去它。
我感觉自己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一整年如此糟糕，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虽然现在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我也知道仍然无法重新开始。这并不是失去理智，而像一种恐惧；我受够了我的生命，而且要想办法在尽量不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来结束它。我需要一些我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表达出来，好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绝望。我得表现出清楚明白的病痛，而不是那些无形的。我总觉得我的特殊举动是非常个人的，并且和神经官能症有关，那种想要急切摆脱自我而做出的举动，其实是典型的焦躁型忧郁症。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生病，那才可能得到人们认可。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的想法，在忧郁症者中很常见。它的形式包括自残，使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相同。我知道自杀会对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为朋友带来悲伤，但我以为他们都能理解：我别无选择。
我的病症转变为焦躁型忧郁症。我感到焦虑，一种极度恐怖，还充斥着憎恨、痛苦、罪恶和自厌。我一生中从未感觉这么无常。我极度易怒，批评每一个人，至少和六个人断绝交往，其中一个还曾是我觉得会爱上的人。电话中要是有人说了一句我不爱听的话，我很容易就砰地一声挂掉。我很难睡着，睡眠质量很差，因为心思总围着过去觉得不公平的小事转，现在那些事情似乎全都变得无可原谅。我无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通常夏天我爱读书，但那个夏天我连一本杂志都没办法阅读。每天晚上睡不着时，我就开始洗衣服，好让自己忙碌和分心。要是被蚊子叮咬，我会抓到流血，然后再剥开伤口的痂皮；虽然没有割伤自己，但身上到处都有伤口和抓痕。当时的情形和当初造成我崩溃的那种麻木、毫无欲望的症状非常不同，然而我仍然还是深陷在同样的痛苦中。
史丹的故事
面对自身极端不正常的表现，却坚持自己的逻辑和信念，这对于身患忧郁症的人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在这本书里的每个案例皆如此。然而，每个人心目中对正常的看法却都不一样：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比尔·史丹，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商，他来自充满忧郁和创伤的家庭。他的父亲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初以商务签证离开巴伐利亚。他的祖父母在水晶之夜（指1938年9月9日全德反犹太暴动，在两天内，超过一千座犹太教堂被烧，七千家犹太商店被毁，九十六人被杀，犹太墓地、医院、学校、住所都遭到毁坏，这是纳粹帝国以驻法的德国使馆人员被十七岁犹太青年暗杀为借口，所采取的迫害行动——译者注）被抓到住所外，1938年11月，他们虽然没有被逮捕，但却看着自己的亲友邻居被送到达考（昔日纳粹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所受的创伤是恐怖至极的，比尔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后的六个礼拜中逐渐崩溃，最后终于在圣诞节前自杀，她自杀后一个星期，他们收到了祖父母的出境签证，然而却只有他祖父一人独自离开。
比尔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结婚，来美国定居之前住在巴西，他父亲一向拒绝谈历史。“在德国的那个时期，”比尔回忆：“根本不存在。”在那个不真实的梦幻泡影里，他们生活在繁荣郊区里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街上。也许和长期不愿意面对往事有关系，比尔的父亲在五十七岁时经历了严重的忧郁症，记忆不断地衰退，直到三十多年后过世为止。他的忧郁症爆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这很可能也会在他儿子身上看到。他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儿子五岁的时候，之后周期性地复发，那特殊的忧郁症状从比尔六年级一直持续到比尔高中毕业为止。比尔的母亲出生在较优越且有权势的德国犹太家庭，1919年移居斯德哥尔摩。她个性刚烈，曾对一位对她无礼的纳粹军官挥动巴掌：“我是瑞典公民，”她告诉他：“我不接受你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