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瑟在1724年出版了《贝西斯达的天使》，是美国第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他在疗法上着墨较多，很少提到恐怖的病因。“作为可怜的忧郁症患者的朋友，你不能太快就对恼人的事感到厌烦，要耐心对待。对他们的烦恼和愚蠢一定要耐心忍受。我们是坚强的人，必须克服脆弱的缺点：以毅力、忍让、宽宏的心同情他们，像对小孩一样迁就他们，用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对待他们。他们说的话令人生气，就像在刺痛你一样，我们不可以以牙还牙：这时候不是他们在说话，而是他们的病在说话！他们的个性还是和以前一样。”马瑟提出的奇特疗法混合了驱魔和生物学的方法：以开紫花的紫蘩蒌熬成药汁，贯叶连翘的顶部，以及治疗疯狂的药物，和相当令人怀疑的方法——“使用活燕子，切成两段”；“剃光头发，用蒸汽薰”和“四盎司褐色的糖浆，混以合适的溶剂，一天分两次服一汤匙”。
罗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将强烈的情绪视为一种“增强或削弱生命与自然作用”的能力。他断言，当“激烈情绪超出常态与限度时，就成了放纵，必须避免；不单是因为它会扰乱心灵的平静，还会伤害体质”。他以清教徒的传统，建议清心寡欲——减少强烈的情绪和性爱——是避免走极端的最佳良方。这种基督教的观念在别的地方都已渐渐消失，在美国却是十分普遍。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美国狂热的宗教复兴几乎造成人们的心理疾病。美国是发生“狂热厌食症”最多的地方，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赐予的粮食（通常还有睡眠）而绝食，把自己饿到生病甚至死亡：他们被当时的人称为“饥饿的完美主义者”。
如果理性时代是对忧郁症特别恶劣的时代，那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浪漫时代到维多利亚思想全盛时期，则是对忧郁症格外优遇的时代。这时候，忧郁不但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上帝的本质是明显的，但却无法显现具体精确的外貌；而工业的兴起也首次孵育出现代主义的异化，把人和人所生产的物区分开来。康德认为崇高总是“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郁”。在这个时代，绝对实证主义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在过去，很久远的过去，人与大自然无疑曾经十分亲近，后来人类失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就失去了无法挽回的喜悦。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隐讳对过去时光的悼念——不只是年老，不只是力衰，还包括人无法使时光停止流逝。这是个歌德写出《浮士德》的时代，他曾说过对刹那的看法：“你真美好！停下来吧！”人类愿意为此出卖灵魂、万劫不复。童年重现了天真与欢乐，童年流逝后，便步入阴暗、痛苦、堕落的成人世界。就像华兹华斯（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说的：“我们诗人以开朗的年轻时代为始／但以消沉和疯狂为终。”
济慈写道：“我相当渴望安逸的死亡”。——因为生命的实践是极大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他以不可承受生命无常的悲伤语气写了经典的《忧郁咏》和《希腊古瓮咏》，这样的悲伤使最值得珍视之物成为最令人哀伤的东西，所以欢乐与哀愁终究没有差别。关于忧郁本身，他说：她看重美貌——那必将逝去的美貌：还有欢乐，曾在他唇上找到的欢乐，尝试分离，快乐却又痛苦不安，投向那蜜蜂啜饮着的毒药：唉，在快乐的殿堂里，披上面纱的“愁”有她至尊的圣地。
所以雪莱也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光阴的流逝、悲伤结束之后是另一次更大的悲伤：今日绽放的花朵明天就谢了；我们不愿放过的东西，来了又走。
……
当时光缓缓流过，你看到美好——在睡梦中醒来时只剩泪水。
意大利的利奥帕底也有同样的情绪，他写道：“命运留给我们的／除了死亡外别无他物。”这与在乡间墓园思索着美丽沉郁的格雷所说的不同，而是最早的虚无主义，这种万物皆空的想法，比较像圣经中的《传道书》——“空的虚空；凡事皆虚空”，而不像《失乐园》。在德国，这种感觉有一个忧郁以外的名字：“悲观主义”或是厌世。于是这种感觉变成了一个透视镜，透过它看到其他感受。歌德，最伟大的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学家更多地描绘了这种忧郁本身狂暴、悲剧的特质。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他叙述了永恒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时间，我渴求快乐的无知，希望脱离这陌生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粮和喜悦，借此填饱和满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奥妙的知识。如今我回到那广大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带着失望和破灭的理想而归……人都会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感到无力吗？当人喜悦地高高飞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沦，他都会停下来吗？他都会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状态吗？或者，他会渴望迷失在无止境的充实里吗？”在这里，忧郁就是真理。波特莱尔提出了“怨念”的说法，这个词是随着法国浪漫主义而产生的情绪。他笔下悲伤不幸的惨淡世界，所企图达到超越忧郁的境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