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的来临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盖令人痛苦渴求光明辽阔的地平线隐而未现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还阴郁……
没有鼓和其他乐器的灵车列队缓缓走过我的灵魂：沉郁，悲伤，哀悼希望与惆怅，凶残、无所不能，把黑色的旗帜插在我低垂的头颅里。
除了诗这条线之外，另一条线是哲学，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的乐观和笛卡尔思想中与忧郁有关的冷静，还有《哈姆雷特》剧中角色的无力与无助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期时送给我们一句话：“历史不是滋养快乐的沃土，快乐在历史上是一片空白。历史上有几段满足的时期，但是满足并不等于快乐。”这种否认文明是朝着追求快乐的方向发展的看法，开启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先河。我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消极的异端邪说——真相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受苦，痛苦将一直持续下去，而能够了解苦难，在苦难之下好好过活的人，就是看透历史之过去与未来的人。但是，阴沉的黑格尔却又在其他著作中说，向苦难投降就是认输。
在所有哲学家中，克尔凯郭尔是忧郁的模范生。他不受黑格尔致力于抗拒苦难的影响，克尔凯郭尔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后得到不合逻辑的结论，但他绝不妥协。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为他相信痛苦是诚实且客观的东西。“我的悲伤是我的城堡，”他写道：“在我最忧郁的时候，我爱生命，因为我爱忧郁。”看起来，克尔凯郭尔似乎认为快乐会令他衰弱。由于他无法爱身边的人，所以转而投向信仰，把信仰当成对某些事物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事物和超越苦难一样遥远。“我站在这里，”他写道：“像个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满，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遥的靶子。弓箭手说，我办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两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办法射中！”虽然以前的哲学家和诗人就已经谈过忧郁的人，但克尔凯郭尔却把所有人类都看成是忧郁的。他写道：“罕见的不是陷入绝望的人，绝对不是他们，那些真正罕见的、极少见的，是从未陷入绝望的人。”
叔本华是比克尔凯郭尔更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根本不认为痛苦是崇高的事，此外，他也是讽刺作家和诗人，认为生活和历史的延续比悲剧还荒谬。“生活是赔本生意，”他写道：“我们就只是看看它，在这个世界，永远吃不饱的人靠吞食他人维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虑与欲望的手上，还时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对叔本华来说，活着只是因为人的动物本能需要，动物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绝对的，是所有假设的假设”。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天才是忧郁者的看法，他回应说，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察觉到“自身悲惨的状态”。叔本华和斯威夫特与伏尔泰一样，相信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会产生快乐，而是因为工作可转移人对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个华美又舒适的天堂，”他写道：“人类就会无聊至死或自杀。”即使是可以让人脱离痛苦的身体愉悦，也不过是自然赋予的必要休闲娱乐，好让种族可延续。“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类不就要灭亡了吗？”
尼采是真正企图把这些观点带回到疾病与洞察力之特定问题的人。“我曾问自己，是否以前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终极价值都不能与虚弱者、精神障碍者和神经衰弱者的价值相比拟：这几种人，程度若是轻微，表现都差不多。古代的医生，甚至是现在某些医生认为健康与患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两种存在的形式差别只在程度：正常状况的过度、失衡和不协调而导致异常状态。”到了十九世纪，有精神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又变回了人。过去数百年，他们被当成动物看待，这时候变成中产阶级特质的仿造者，不论他们愿不愿意如此。皮内尔是最早的精神障碍医疗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论文，提出“疯狂的精神疗法”的观念，指出“大脑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仍然是未知的领域”，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进步的方法。皮内尔设立了符合高标准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