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散文并不费太多时间，他只需要把自己的见闻感想与当地风物结合起来，略作记述，就是一篇内容。
这种文化关怀式的散文，后世的代表人物就是余秋宇，不过此时的他应该还在搞戏剧研究呢。
刘培文这一篇散文，写得是自己造访贺兰山与镇北堡的一些感悟，以贺兰山的西夏传说起笔，用一座为电影而筹建的沙堡为意象链接起文化的变革，写到最后，他才补上题目：《在镇北堡的黄昏》。
把写好的散文搁在一旁，望着眼前依旧厚厚的稿纸，刘培文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搞点什么创作了。
今年一年，他除了写了一部《我的1919》，以及几篇应约写成的评论文章、散文，并没有沉下心来写点新东西。
到如今，憋了半年，他忽然感觉自己有一种想要动笔的冲动，颇有一种水满自溢的味道。
拿出稿纸，在书房列了一大堆题材，刘培文思量着自己应该写点什么好。
就这么想了三两天，刘培文却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思路。
苦思无果的他干脆跟何晴打起了越洋电话。
“大作家也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啊？想写东西还写不出来？”何晴打趣道。
刘培文嘴硬道：“我再说一遍，我打电话主要是想你了！跟你分享一下自己的状态只是附带的事情。”
“我当初学习学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弹琴，你不是喜欢拉板胡吗？怎么不拉了？”何晴问道。
“板胡……”刘培文低了低头，自从送走张白驹之后，自己也就在老家给刘培德小两口拉过一次板胡，回到燕京之后，墙上的京胡和板胡都当年张白驹赠送给他的，他每每看到，内心总是不愿意去动它们。
当一把乐器经历了死亡，它似乎成了某种寄托。
“我最近不想拉板胡了……”他勉强解释道。
“那你学个乐器吧？”何晴来了兴趣，“钢琴太麻烦，学吉他怎么样？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学校里会弹吉他的同学一扫弦，周倩他们可激动了。”
“那你呢？你也喜欢吗？”刘培文没好气地问道。
“谁的醋你也吃啊？”何晴在电话那端咯咯笑，“你快去学吧，我就想听伱弹！行了吧？”
得了何晴的鼓励，刘培文第二天去国营商店买了一把吉他，顺带一本教材。
结果练琴的第一天，他就被找上门来的于华打断了。
作为十月的新人编辑，于华最近忙得昏天黑地。
由于没有相熟的作家，分在小说组的他的主要稿件来源就是投稿信。
在重复了拆信、看稿、挑毛病、回信一系列流程的磨炼之后，于华突然发现，他这上了两个多月的班，愣是一篇稿子没选上。
虽然说十月是双月刊，但一期、两期刊物的周期里，一篇稿子都没推上去，多少还是有点恼火。
这时刘昕武给了他一个建议：“你还是要坚持写作，写东西可以免除很多烦恼。”
听从了建议之后，于华回到宿舍就拿起了笔——然后屁都没憋出来一个。
如此几天，他忽然有些怀念当初的小黑屋了。
创作效率是真高啊。
所以今天他干脆借着出来组稿的名义来找刘培文，看看能不能让自己再关一次小黑屋。
于华敲门的时候，刘培文正在院子里弹吉他弹得欲仙欲死，弹上吉他，他只觉得手都不是自己的。
“老师！”于华热情地打过招呼，却发现刘培文有些恹恹的，“老师你怎么不高兴啊？”
“没有没有~”刘培文摆摆手，尝试抖擞精神，“你今天怎么来了？”
“唉！别提了！老师，我觉得我完蛋了！”于华一边走，一边诉苦。
到了内院，看到院子中间搁着一把吉他，于华好奇的走上去扒拉了两下，吉他很配合地发出几声噪音。
“老师你还会弹吉他？”于华好奇地问道。
“咳，略懂，略懂。”刘培文说着话，不着痕迹地收起吉他，带着于华去了书法。
俩人落座，刘培文换了一壶新茶，“说说吧，怎么又完蛋了？”
“写不出东西啊！”于华锤了锤自己的大腿。
“老师我跟您说句实话，最近我一直想写一部长一点的东西，原因嘛……”于华有些不好意思，“想多挣点稿费。”
如今于华来了燕京，生活压力比在县里不知大了多少倍。
虽然说住在单位的宿舍楼不花钱，但是他买了辆自行车、又请几顿饭，钱包就迅速瘪了下来。
这时候再看看自己的稿费，《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千字20块是挺高，但是这一共也就三千字啊，算下来才六十块钱。
身在十月，见识了众多作家的稿费之后，于华悟了：赚钱还是得写长篇。
“写长篇当然稿费多，那你总要有個想法吧，你想写什么呢？”
于华张口吹上了：“我想写得多了！我想写社会现实、想写爱情故事、想写生老病死，我还特别想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一篇以当代发展为主题的大部头里，写一部鸿篇巨制！”
刘培文乐了，不过他也并不直接否认于华的想法，而是说：“这样一篇大作，你得写多久？你的钱包，还能支持多久？”
于华蔫了，“我一个月工资才六十块钱，吃顿饭就没了，支持不住啊！”
“那我劝你不要好高骛远，”刘培文劝说道，“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天才一上来就能写长篇的，你现在写短篇已经驾轻就熟，就应该尝试写中篇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