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与亚洲国家无缘的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一只闪闪发光的金熊昨天被《红高粱》的导演章艺某捧回了燕京。
这只金熊曾为许多世界知名的电影导演所注目。在这一届电影节上，米国拿出了两部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影片，苏联拿出了曾被禁映二十年的《女政委》，中国送去了西影厂的《红高粱》，在本次电影节上，这部电影拿到了评委会所有评委的全票通过。
在颁奖现场，章艺某曾特别感谢了一位看起来与本片毫无瓜葛的知名作家“刘培文”，本报在经过采访章艺某导演本人后，揭开了这一句感谢背后的“伯乐往事”……】
后续的内容里，报纸通过章艺某的视角详细叙述了从最初与漠言结交，再到后来电影筹拍、挑选男女主角以及能够登上柏林电影节这一系列的故事中，刘培文对他持续不断的帮助。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衷心希望像刘培文这样关注、帮助电影的人士能够越来越多，让中国电影一步步走向世界。】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成了介绍《红高粱》的电影情况：毕竟这片子还没在国内正式上映，对于观众们来说还是很新鲜的。
“你别看评论电影的时候，对刘老师一片赞扬，现在文艺界对刘老师的批评声音可不小。”漠言撇撇嘴。
这也是俩人今天来聚会的目的之一。
自从2月10号的燕京文学正式发布，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个春节，但是节日过后，这一期燕京文学的销量应声暴涨，因为过年耽误的第一次加印干脆跟第二次合并在一起，直接加印一百万册，把这一册的发行量干到了150万册。
毫无疑问，作为刊内的头条小说，刘培文的这篇《情书》不胫而走，成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话题。
一部《情书》，青年男女看到的是爱情的纠葛与暗恋的美好，作家家看到的是刘培文对于“回忆”本身的看待，而有些评论家们干脆已经开骂刘培文这篇小说伤风败俗，传播错误思想观念。
“其实不就是很多内容没有在文本之内交代清楚，所以解读空间大嘛。”于华对这种批评非常了解，这些年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沉迷于用冷漠与暴力渲染个人的无力感，塑造内容，也经常招致批评。
《情书》这部小说里，如何看待几个人主要人物的关系，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些人明确的认为杜博子就是李树的情感替代品，而杜博子本身在与阿茂的感情和亡故未婚夫的感情上纠葛更是让人不齿，进而觉得整部小说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不过目前这种声音虽然有抬头的趋势，但还不算主流，更不涉及官方的层面。
“我决定写点东西反驳一下，发在十月上，怎么样？”漠言说着话，掏出一份稿子。
于华眼前一亮，但却伸手阻拦，“等等，我先洗洗手去！”
这次他认真把油手洗干净，这才接过漠言的稿子。
【也谈《情书》：人要有直面过去的勇气】
“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死亡与无常的阴影，当我们回首过去，如何看待无法改变的一切才是更重要的……”
于华细细的把漠言两三千言的评论稿认真读完，一脸振奋，“写得真特么好！”
他放下豪言，“不行！我也得写一篇，不然下次咱俩见了刘老师，我不就抬不起头来了？”
“那随便你。”漠言对这个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俩人聊完这件事儿，漠言又说起刘培文跟他提过的作家高研班的事儿。
于华听完，更关心的却是学历。
“上完三年，拿研究生学历？我能不能去？”
高中毕业的于华虽然在这个年代也算是学历尚可，但是在大学生遍地走的燕京，还是经常因为学历不高而被调侃。
要是能有提升学历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意放过。
漠言答道：“那伱得去问刘老师，我说了又不算。”
于华暗暗点头，记在了心里。
……
1988年的2月，章艺某和《红高粱》的名字全国闻名，开不完的座谈会和接不完的采访成了他的生活主旋律。
如今到了三月初，在燕京忙碌了一个多星期的他刚回到西影厂，正打算跟吴天鸣讨论一下电影上映的事儿，吴天鸣就有跟他说了个新消息。
“上面下了指示，打算拿这部片子多去争取一些其他奖项，大大小小的，都去试试。”
“啊？”章艺某愣了，“这，这有意义吗？”
“怎么没意义！”吴天鸣拍拍章艺某的肩膀，“多拿几个奖还累着你了？领导都发话了，反正对电影上映没坏处，你就照办吧。”
“哎！”章艺某只得点点头。
“对了，你跟那个女主角巩丽，什么情况？”吴天鸣低声问道。
“啊？我……这能有什么情况……”章艺某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吴天鸣见状叹了口气，“行了！跟我还瞒什么？你啊！你媳妇儿可还在厂里呢，你得想想清楚！我也不劝你别的东西，你要是真想跟巩丽在一块，那这边你得想想怎么处理，总不能两边儿都不清不楚吧？”
看着章艺某失魂落魄地离开办公室，吴天鸣有几分无奈，心中更多的却是纳闷。
你说刘培文为什么要为了这事儿专门给他打电话呢？
此刻，身在万丈高空的刘培文自然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小举动却引发了吴天鸣的思考，当飞机即将在纽约降落，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