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伟跟刘昕武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刘培文则是讲起了自己这些年在外面发书的经历。
“我写作这些年，在国外发行了不少书，跟咱们国内不一样，人家不弄稿费单，就签合同，双方约定版税，齐活！”
刘培文笑道：“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作家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固有利益，进行了市场化改革。”
祝伟听着新鲜，打趣道：“怎么版税还跟改开联系上了？”
刘培文一摊手：“风险共担嘛，这就是市场化的表现。赚钱大家一起赚，赔钱大家一起赔！这样是不是比印数稿酬公平？”
刘昕武和祝伟都若有所思，印数稿酬实质上是一种递减制度，销量越大，支付的稿酬的比例就会越低，而版税则是一种平行制度，销量越高，版税就同样水涨船高。
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市场的反应是他们本人很难预料的，稿费就相当于固定工资，书卖出去多少是出版社的事，跟作者本人就没关系了，而版税则是拿提成，作者等于把自己和作品捆绑在一起了，书卖的多自己和出版商一起赚钱，而书卖得少自己也要和出版商一起承担这个损失。
因此，出版社对于热销书籍，自然不愿意用版税，可是算到冷门书籍的时候，用版税显然成本更低。
所以率先提出要按版税计算的，一定是像刘培文这样的畅销作家。
看到俩人都踌躇不语，刘培文干脆问道：“咱们说点儿具体的吧，如果我的小说集出版，发行部预估过没有，打算卖多少钱？”
刘昕武点点头，“这个倒是评估过，虽然你不少作品已经有单行本，但是仍然有很多是没出过单行本的，如果能出一套小说集，发行部的估计是销量会非常好，十册一套的话，一套六十块，保守估计也能卖七八万套，正常来说，十万不成问题。”
“十万套啊！就是六百万的码洋。”
刘培文计算起来，“但是按印数稿酬，我也就能拿六七万的稿费，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一，要知道我在国外的版税可都是百分之十起跳。”
刘昕武闻言，诉苦道，“培文，这个金额未免太高了，发行部门压力很大啊。”
刘培文摆摆手，“不能这么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要版税吗？”
“风险共担？”祝伟开口道。
“这不是主要原因……”
“收入更高？”
“嗯……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一方面……”
刘培文开口道：“版税跟稿酬最关键的区别并不是什么风险共担，而是印刷品之于作家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按照版税来讨论，那印刷品使用的是作家的版权，也就是著作权，作家是把自己的著作权授权给出版社，然后出版刊物、出版单行本。”
“但如果按照印数稿酬来讨论，本质上这成了出版社给作家的劳动报酬，这样的方式是忽视了版权这种无形财产的，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作家之间的稿酬差距非常小，这就缺乏竞争机制，导致一些人创作上越来越偷懒。”
刘培文喝了口水，举了个例子。
“就拿篇幅来说吧，现在的稿酬一般最高也不过是千字二十五元，单位字数的价格上不去，那如果作者真是想要赚钱，只能多写。
“而以量取胜这种结果，本质上是违背创作的规律的。
“况且反过来思考，诗歌怎么算钱？照片、图表怎么算钱，我知道咱们目前都是按照各种办法折合成千字计算，但是这其中不仅计算方法复杂，而且也不精确，文化、广播、电视多个部门对于稿酬还有不同的算法规定。
“所以诗人往往殚精竭虑写一首诗，结果却吃不饱饭。而有的作者干脆追求数量而非质量，作品越拉越长，这好吗？这不好。”
祝伟闻言连连点头，这些年确实是有篇幅越来越长的情况发生，甚至不乏一些名家作品。
篇幅变长这种事儿在通俗文学圈子很好理解，但是放到纯文学的范畴内讨论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最重要的，就是稿酬调整太慢，跟不上时代！”
刘培文批评道，“这几年，市面上的东西贵了多少，大家都有数，可是作家的稿酬呢？涨了吗？
“原来八十年代，作家发一篇稿子，往往抵得上好几个月的收入，现如今远远不及，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当然也会减退。”
“所以啊老刘，”刘培文苦口婆心地劝道，“我可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自己！”
刘昕武沉默不语，刘培文这句话他倒是相信。毕竟以刘培文如今的身家，不争也可以过得很好，他明明可以闷声发大财，谁也不敢得罪他，然而有些事情，他却就是要做
此时刘昕武心中是复杂的，他在人民文学的主编位置上呆了这几年，自然不会再觉得什么作家不应该谈钱，毕竟现在全社会都在往经济发展上转变，出版社尚且要谈利，凭什么要求作家纯粹、高尚？
但就像刘培文所说，从稿酬到版税并不只是换了个名字，其中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
如何确认版权、如何签署合同，如何设置条款保障双方利益，这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