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号，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无数学子背着书包奔赴校园。
自从何晴去了里约，一个人在家带娃的刘培文已经习惯了早起，把开心送到幼儿园之后，他开车直奔鲁院，等到了地方，才刚刚八点钟。
平常九点都不一定在单位刷新的他如今竟然成了来得最早的几个人之一。
跟他来得一样早的，还有顾建资。
拉着刘培文进了院长办公室，顾建资烧水沏茶，随口问道，“昨天燕京日报你看了没有？”
“怎么？”
“汪硕的那个公司，改编了刘振云的《一地鸡毛》，现在电影正拍着呢，有个记者去采访，问起了你的那个《寄生虫》，汪硕谈了几句，挺有意思。”
“哦？”刘培文接过茶杯，有些好奇，“他说什么了？”
顾建资递过昨天的报纸，刘培文放下茶杯，翻看起来。
【在电影之外，一向以敢说著称的汪硕也没忘了对文学圈的热点话题发表评论。
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刘培文的《寄生虫》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刻意丑化穷人时，汪硕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
汪硕表示，《寄生虫》是个好故事，它好就好在用非常客观的叙事方式告诉我们贫富差距导致的阶级对立是如何形成的。
在刘培文这部小说中，哪怕富人并没有直接压迫穷人，但是穷人依然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榨和歧视，以及那种因为阶层所造成的对立。
在汪硕看来，苦难从来不会只寻找穷人，但是穷人没有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仅仅活着就要拼尽全力，自然无法顾及自己身上的“穷人味”。
最后，汪硕说：“在我看来，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做励志故事愚弄底层人。
“就内些批评《寄生虫》的‘这个作家家、那个评论员’，他们认为应该鼓励穷人，认为他们应该接受现实、努力奋斗吗？狗屁！教员当年就告诉我们了！社会不公，那就改变社会，而不是让‘穷人’承受这一切！真这么做，我们成什么了？我们不也成寄生虫了吗？我就不明白，这些骂刘培文的人，你们有没有看小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里面富人阶层的问题？你们到底为谁在这儿摇旗呐喊呢？”
应汪硕本人的强烈要求，以上刊登的是汪硕的原话，一字未改。
汪硕认为，《寄生虫》的价值非常高，里面的社会现实不仅仅是映照所谓的南朝鲜，事实上对我们一样有意义。
他表示，任何社会，不呼吁和帮助穷人摆脱贫穷，不帮助穷人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不帮助引导穷人走上改变命运的道路，那就是愚弄底层人。如果真这样下去，《寄生虫》的故事会一直发生。】
刘培文看完，点了点头，“汪硕骂人的水平保持的还可以嘛！”
顾建资调侃道，“你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着急啊？”
刘培文背着双手搭在脑后，仰在沙发上，一点都不在乎，“就这些人，批评都批不到点儿上，我为什么要着急？再说了，就这种程度的批评，能对我有什么影响？”
顾建资哑然失笑，“还真是。”
如今的刘培文亮相文坛十几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人人拿捏的文坛新人，而是文坛里一杆高高飘扬的旗帜。
有风？那只会让旗帜飘得更加漂亮。
想到这里，他对眼前这位继任者愈发满意。
“要不你明天就搬过来办公吧？”
“别！”刘培文摆手，“你什么时候到点转岗，我什么时候搬。”
顾建资确定退休时间之后，刘培文的委任已经下来了，不过就如刘培文所说，关于鲁院院办顾问团也会同期成立，顾建资、唐音、李庆全、周爱若一众退休老头都被他祸祸来了，事儿倒也不多，一个星期来鲁院开一次会，刘培文不在的时候呢，院里的事情就由副院长和他们商量着办。
“你呀！乾纲独断不爽吗？”顾建资指指刘培文，“好好的元首，非得给自己弄个元老院！”
“非也，非也！”刘培文优哉游哉，“鲁院我说了算又怎么样，文协不还是在头顶上呢，我可不爱搭理这帮人。”
“嘿！”顾建资骂道，“我们这些人都退休了，还让你拉过来当挡箭牌，你有公德心没有？”
“返聘的工资跟你说了没有？”
“……说了。”
“院里五百，迅开补贴五百，这一千块钱……低了？”
“……高了。”
“那不就完了！”刘培文拍拍顾建资的肩膀，“好好干！再努力二十年！鲁院全体职工都要感谢你们！”
“二十年？”顾建资恨不能把茶杯里的水都泼刘培文身上，“你比资本家还狠啊你！”
玩笑归玩笑，到了九月十号这一天，刘培文还是接过了接力棒，正式成为了鲁院的院长。
对此，一刻也没有为自己的退休感到伤心，立刻搬到了旁边顾问办公室的顾建资表示：“刘培文这家伙胡乱填几张假条就可以糊弄一个培训周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啦！”
而到了九月份，摆在刘培文面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一直在计划、从未开始实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