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文的话并非虚言。1994年的9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黎评论》的影响力正在持续发酵。
即便作为一种外文期刊，《巴黎评论》在文学圈所具备的影响力仍然是普遍性的。
所以当《巴黎评论》那篇关于刘培文的访谈重磅放出来之后，文学圈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很快，就有好事者精心整理了这份访谈内容，分别邮寄给了国内几家颇具影响力的大报纸的资深编辑。
对记者们来说，跑得快和动不动就搞个大新闻，那可是钦定的职业素养。
这种喂到嘴边上的素材，不吃一口那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记者们也是读过《寄生虫》的，更知道之前刘培文这篇文章在国内的评论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尤其是友邦惊诧的桥段，也特别吸引眼球。
于是乎，在记者们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巴黎评论》的原文内容原封不动地刊发在多家知名报纸和文艺期刊的版面上。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刊发的同时，在后面附上了出了一版翻译稿，以便大众能够更顺畅地理解访谈精髓。
而这一波原文的刊发，瞬间引发了轩然大波。
“文学史上有着无数的值得铭记的瞬间，而对我个人来说，亲耳听到《寄生虫》的故事从刘培文的口中说出无疑是其中之一。”
顾建资抖抖手里的报纸，哈哈大笑，“我说培文，这个老外对你的评价可真高啊。”
此时，刘培文正坐在顾问办公室里，陪着三个老头喝茶吹牛。
唐音掸掸烟灰，头也没抬，“废话，你自己看看访谈稿子，这问题最初可是从魏斯嘴里提出来的，本来他正想从培文嘴里套话呢，结果培文嘴里突然蹦出这么个故事！
“这就好比是曹丕看到了七步成诗曹子建、阎伯屿碰上挥笔成章的王勃，估计他当时恨不能眼珠子都瞪出来了！不使劲夸几句，岂不是显得自己无能？”
一旁的李庆全正凑在窗户边上看书，高度近视的他整个脸都贴在书上，听到唐音的评价，还不忘伸出大拇指，“老唐这话中肯。”
刘培文则是笑得随意，“当初我跟老顾说不用着急他还不信，结果怎么着？《巴黎评论》这么一发，那些评论家没声了吧？”
“岂止是没声儿！”顾建资又拽出一份报纸，“还有不少临阵倒戈的呢！”
“就这个姓牛的评论家，我重点关注过！八月底，他第一次评论《寄生虫》，标题是<三问《寄生虫》作者刘培文，你的立场究竟站在哪里？>。
“到了九月初，这家伙蹬鼻子上脸，第二次评论的标题直接就是<《寄生虫》，富翁作家脱离群众的精神证词>。”
“这回你猜怎么着？”
顾建资憋着笑，特意清了清嗓才开始念。“《巴黎评论》力推！一部《寄生虫》，一次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灵魂洗礼！”
“哈哈！灵魂洗礼？”刘培文听了都觉得荒诞，反而有一种红到深处自然黑的感觉。
评论家牛老师或许只是一个极端例子。但《巴黎评论》对于刘培文的盛赞毫无疑问，直接打脸了国内不少此前对刘培文作品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家。
尤其是访谈中，魏斯这位资深人士谈及《寄生虫》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时，那言辞间满是对创作者的钦佩。在访谈的末尾，他还特别提到，在《寄生虫》于米国开售之后，他在明明早已知晓故事的情况下，内心仍然被刘培文的文字深深打动，认为这本书在表达技巧和思想深度上都值得人们一再阅读、欣赏。
看到这篇访谈，那些之前对刘培文作品诸多挑剔的评论家们，一时间都无言以对。
他们此前信誓旦旦的论断，在《巴黎评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更有意思的是，此前还在“友邦惊诧”的南朝鲜留学生以及部分官员，当他们看到连自己眼中地位尊崇的“米爹”都在不遗余力地夸赞《寄生虫》时，顿时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但无奈之下，他们也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爽，纵使心里有再多的不情愿，也只能在公众面前跳起来叫好。
甚至有几位南朝鲜的留学生还特别跑到鲁院里现场鞠躬感谢，很是闹出一阵动静。
而那些曾激烈批判刘培文敌视穷人、美化阶层的人们，在看到《巴黎评论》中明确指出《寄生虫》“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阶层问题”这一观点后，也都纷纷闭上了嘴。
这一波跌宕起伏的评论翻转，看傻了无数读者，看笑了无数作家，也让《寄生虫》这部小说再次迎来一波阅读高潮。作家出版社顺势推出单行本，还特意设计成了跟此前小说集一个系列的封面，首印的一百万册根本不愁卖。
不过这些对刘培文而言，只是生活的调剂，目前他最关注的事情，还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落地上。
这也是他最近经常泡在顾问办公室跟这帮退休老头吹牛聊天的主要原因。
到了十月初，他终于把自己的这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写完了。
“顾问”们接力阅读，看完之后都是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