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吧。
三个多小时之后，满眼血丝的于华恨不得掐自己一把。
大半夜的，我为什么要读这么糟心的小说？
这种糟心并不是说小说写得不好，恰恰相反，小说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在刘培文的刻画下，从60年代到80年代，贫民窟里成长起来的“审判者”们越来越残暴，年纪却越来越小。贫民窟里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尝试改变命运，但却只能深陷暴力的循环中不能自拔。
但偏偏刘培文又通过故事的讲述者“我”，似乎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丝希望。
可于华是谁？他最早的先锋小说就是以暴力闻名，读着刘培文这篇《上帝之城》，他很明白，刘培文所留下的“希望”并不在于“我”的成功，而在于从始至终，贫民窟里都有一批为了改变人生而努力、为了走出贫民窟而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于华读完整篇小说，感觉百爪挠心，脑海里有无数的话不吐不快，但却又觉得无从说起。
他忽然想起自己最得意的《活着》，那时候写完之后，他觉得人生已经写无可写，但是此时此刻，看到刘培文的《上帝之城》，他忽然意识到，小人物的奋斗与挣扎依旧是一个很值得创作的题材。
他赶紧拽过被自己扔到一边的纸笔，开始奋笔疾书。
“三月，夜读《上帝之城》，少年的残酷人生让我震撼得说不出话。这种残酷给了我新的灵感，我觉得我光写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苦熬过来，还远远不够，活着不是一切，人世间更多的是真实而努力的生活，无论如何，希望都还在。”
写完这一段，他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良久，又返回书桌，拿起钢笔，认真地写下作品的题目：《许三观卖血记》。
《上帝之城》发行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让于华有了创作的灵感。这部小说一经发布，仿佛在无数读者的身边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偏偏这颗震撼弹里还有满满的刀片，扎进了每一个读者的心灵。
哪怕小说记录的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哪怕这些暴力与残酷远在万里之外，可是借由刘培文的描写，读者们仿佛代入了阿炮的视角，亲眼见证了贫民窟里的爱恨情仇。
与《寄生虫》发表时评论家们鸡蛋里挑骨头不同，这次评论家们对于《上帝之城》倒是清一色的好评。
这天，雷书言跑来跟刘培文汇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筹备工作，讲完了正事儿，他递过几份报纸，“院长，你这次这篇《上帝之城》，都快被夸上天啦！”
“有这么夸张吗？”刘培文挑挑眉。
“怎么，还不信？”
雷书言抽出一份报纸，翻到文学评论的版面，现场读了起来。
“在《上帝之城》中，刘培文使用第一人称人物来讲述故事，不断利用自述与旁白来标示他的回忆性视角，以此获得一种特殊的客观和真实，亦即最大限度地忠实于人物视角，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世界。小说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属于“我’的回忆，刘培文将大量人物和事件紧凑、巧妙地安排在“我”的叙述之中，形成故事的层层嵌入。
在小说中，记忆闪回的大量运用虽然让小说的时间编排乍看上去显得纷繁杂乱，但却在有限的文字内尽量展示各种人物，建构广阔的社会场景，为揭示这个残酷的贫民窟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对犯罪与暴力的叙述和展示过程中，《上帝之城》并没有采用常见的善恶对立模式，也没有停留于对特定社会集团以“恶”为外在表现的集体无意识所作的简单展示。小说借由“我”的叙述，模糊了善恶的分界线，但这种对于恶行的习以为常，反而更让人毛骨悚然。
贫民窟无政府状态下的种种罪恶在刘培文冷峻而不乏幽默的叙述笔调中得到揭示，但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巴西繁华都市一隅居然存在这样一个处于原始生态的社群，一代又一代的暴力轮回，犯罪发展愈发低龄化的现状，恰是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
总的来说，刘培文以一个异国观察者的身份，能够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相信《上帝之城》必将在国际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雷书言读到这里，指着报纸，“你看看你看看！从头到尾，有一句坏话吗？”
刘培文翻了翻几份报纸，不得不承认雷书言说得没错。
下午下班后，刘培文开车直接去了何华家。
最近燕京闹流行病，刘培文干脆没让开心去幼儿园，早晨就直接把开心送到何华这里来，晚上再接回去。
这样的安排，最高兴的是丈母娘李慧兰，天天围着冒失的开心，她似乎从来不觉得烦腻。
相比之下，何华就惨了很多，根本闲不下来的开心直接霸占了何华的书房，说是学毛笔字，三天就玩秃了何华好几支上好的湖笔。
一家人围在餐桌前吃晚饭，何华一边喝酒，一边随口问道，“你那部《上帝之城》出来这段时间，反响很不错啊。”
刘培文笑道，“估计是故事跟国内的情况差距太大，这些评论家实在不好捕风捉影吧。”
何华闻言笑了，放下酒杯，他提点道，“你当作家这么多年，如今也是国际上有不小声望的作家了，《上帝之城》这部小说，可不止国内的人在看。这几天多留心，估计很快会有人联系你。”
刘培文点头记下，果不其然，不出三天，就有对外部门的同志打来电话，邀请他参加一场特别的“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