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六月，关于《亲爱的》这部小说的讨论还在持续发酵。
这部关注“寻亲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小说一经发表，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正面评价。
文艺报率先发表了《直面人性：论<亲爱的>的艺术特色》专题评论。
【小说故事中，孩子被拐不具有社会的代表性，但寻子路上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却非常具有代表性。影片大胆地揭示了社会诸多的丑陋面。《亲爱的》真真切切地还原了许多社会真实面貌，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因为种种压力而人性扭曲的现实表现出来。这种人性的冷漠、道德的沦丧，可谓是很多人不敢公开的“秘密”。
而在一些关系到国家机构的问题上，尽显规则与现实的距离、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以往小说中对机关单位和固有规则的塑造不同，在《亲爱的》里，它们不再是一个评判对错的标准，不再充当救世主的身份，而是真实地站在社会问题面前，经受着读者对其的评判。无论质疑、认可，讨论一旦开始，真实就会发生。
在小说中，“收养法”与现实的距离，让吉芳与养母不能相见，让“不孕”的李红琴在痛失丈夫与“儿子”之后还要放弃“女儿”的抚养权，这对李红琴的打击已经没法用言语描绘。以及韩总需要为孩子开“死亡证明”的内心痛苦，鲁晓娟与丈夫闹离婚便无法申请领养杨吉芳等，这些痛苦与不幸，与规则紧密相连，但站在读者和法律的的角度，却又难言对错。
规则与人性的矛盾，在这一部小说中展露得淋漓尽致。
《亲爱的》围绕寻子这一中心，不仅直面失子家庭的生活状态、社会道德的缺失、法规政策的冰冷、收养制度的不够完善、孩子回归家庭后的相处等社会现实，而且探讨了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世俗社会的偏见、独生子女政策等问题多重、饱满、深刻、贴近现实的主题。
小说中，小人物的需求、欲望、传统、现代、秩序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所带来的人生的荒谬、疏离和人性的悲剧让人难忘。
这样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无疑是刘培文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相信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除了文学评价上的普遍赞誉之外，更多的读者们则是通过这部小说关注到了“寻亲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原来大家更多的只是关注拐卖事件的发生和预防，但很少有人关注一个个“新闻故事”的后续。
这一次，随着《亲爱的》的广泛传播，不少人媒体开始倒回去，审视当年那些失去孩子的人如今的处境。
很快，一大批各地的寻亲案例被报导出来，人们惊讶于他们的生活现状之余，甚至还找到了不少能够匹配刘培文作品描述的“原型人物”。
而一位“原型人物”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更是震撼人心。
当电视台记者询问他是否看过这部小说时，他红着眼摇摇头，“没看过，没时间、也没有钱，我所有的钱和精力都用在找孩子上面了。”
镜头一转，家徒四壁的场景和孑然一身的人物，瞬间抓住了观众们的心。
那人继续说道，“不过我要谢谢他……没有他，你们不会来。”
这一句话直接揭露了寻亲者缺乏关注的现实。
这段采访一经播出，立刻刺破了新闻媒体过往追逐热点的现状。新闻媒体过分地追求时效性、新奇性，而不顾被报道人员的感受，寻亲者们往往并不能得到太多的帮助。
不过他们依旧会抓住每一次机会，只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求助，这次也是一样。
全国各地的众多媒体们行动起来，短时间内，大量的寻亲信息开始通过报纸媒体、电视台、电台进行传播，不少电视台眼看热度难得，干脆筹备起了寻亲节目。
不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和变化与刘培文无关，此刻的他正坐在前往水寨的中巴车上，跟随着晃动的车辆摇曳着身体。
前往水寨的路依旧起伏不平，中巴车发出轰鸣的声音，劈开盛夏的热浪一路前行，温热的风流窜在敞开的窗户里，给闷热的车里带来一丝不算清凉的清凉。
一路开到水寨汽车站，刘培文只觉得整个后背都湿透了。
下了车，刘培文提着包从车站出来，远远地看到一辆警车。
“培文！这边！”站在车旁的正是舅舅张竹。
刘培文跟着他上了车，桑塔纳上的空调开得挺足，瞬间清爽起来的刘培文长舒一口气。
“路上不好受吧？”张竹对着刘培文笑笑，拍拍前面的小伙子，“小军儿，开车。”
“舅，你这鸟枪换炮啦，都开上桑塔纳了？”
“哈哈，都是公家的！你也不看看咱这啥形势？水寨建市都两年啦！”
这几年县里发展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到了93年末的时候，各项指标都上去了，终于被批准建市。
坐在巡逻车上，张竹叮嘱道，“我今天坐他们的车出来的，还得再转半圈，交接了就送咱俩回去。”
刘培文自然无所谓，权当是跟舅舅坐着车闲逛了。
警车经过一个转盘，张竹指指中间的三颗星星说道。“这是咱市的市标，三颗星代表三大支柱产业味精，皮革，医药！”
又开了一会儿，刘培文远远地看到一个巨大的白色石雕，他好奇道，“这是什么人物？”
“人物？”张竹哈哈一笑，“莲花仙子！味精厂不是叫莲花味精嘛，凑趣弄的，晚上边上有一圈喷泉，倒是挺好看，都是为了形象嘛！”
在张竹的描述下，如今的莲花味精厂正是生意蒸蒸日上，烈火烹油一般的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