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区只需十人管辖，一个省最多十二人，因此整个法国只需五千公务员……当然，司法机关和军队除外。
而现在，单是中央各部的公务员就超过此数，根据目前的格局，法院书记负责财产抵押，而公共事务部负责财产登记。
很明显，这些职能相互覆盖的都该并入一个部门，这样一来，财产的抵押、继承和登记都出不了这个圈子，为此，只需法院和皇家司法部各设三名见习员就够了。
同样的思路还能改革财政，自从援助新大陆的独立战争以来，我国的财政报表一直很难看。我在很多个夜晚，把自己代入王家精算师的立场该如何解决问题。
我觉得，还是该对税收制度下手。”
唐璜点点头，法国人对于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的总结，其中一个大头就是法国税收制度的崩坏，而在法国研究机构进行的历史推演游戏里，税收的改革同样是实验者（穿越者）改变历史（推演历史）的重头戏。
不过遗憾的是，结果对于改变这段历史并不乐观，法国已经癌症晚期的病人，税收改革更像化疗，不做会死，做了也很有可能死。
“我想把把形形色色的税收都合成一种概念，就是只收消费税，不收财产税。”拉布丹有些兴奋的说道：“我们和俄国人、奥地利人、英国人都没有打仗的理由，在和平时期只需对消费一项收税就可以了。
地产税留待战时实行，只有在战时，国家才能向土地要求捐税，因为国家要保卫土地；但是在和平时期，增加土地的负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是国家的储备金，提前挥霍之后，到了紧要关头就没法依靠它了。
因此，和平时期应该发公债，因为这是按票面价格支付的，而不是像在国难时期那样要损失百分之五十（这也是资本家们发家的手段，趁着社会动乱大口吃下人血馒头），然后在战时再征收土地税。
而征税的方式，我主张通过直接税的方式征收消费税，取消一切附加的间接税。税收多少，由若干条款组成的专门册子决定。”
唐璜点点头，拉布丹的目的是取消各城市之间的重重关税壁垒，精简了它们目前耗费巨大的税务机关，从而给各城市带来了大笔收入。
减轻沉重的税务，并不是从财政上减少收入，而是更好地予以分配；减轻赋税，是为了增加商品交易量，使它起更大的作用。
这样，通过减少中间流程，个人支出减少，而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这一看来巨大的改革所依据的却是极为简单的运转方法。
古往今来，改革都是简洁明了变繁为简的，只是执行者的个人恩怨加进去，使情况变得格外复杂。
“拉布丹先生，在你的消费税里大头是什么？”唐璜问。
“人头税和动产税在我看来，这是总消费的最忠实的体现。维里埃先生，在法国，个人财产出色地表现在房租、仆人的数目、马匹以及同本人收入相适应的华丽车辆上。
那些住宅和它们所包括的内容都大同小异，而且也不大会消失，只需要一种全新的办法编制动产税名册，这种名册比现在的要符合真实情况，然后把国库收到的所谓间接税的总数按百分比分成个人份额。
赋税的本质，就是打着貌似有理的晃子对实物或对人征收的钱，在必须强制勒索钱的时候，这些晃子是有效的；
事实上，预算不是一个钱柜，而是一个洒水器：它抽上来又洒出去的水越多，国家就越繁荣。
所以，假设有六百万的宽裕户（拉布丹证明这是存在的，包括富户在内），那么直截了当向他们征收酒税，并不比收门窗税更惹人讨厌，还可以得到一亿法郎的收入。
这岂不是比把人折磨一通，再逼他拿出钱来好得多？经过这样调整税收，每个个人实际上付出的少了，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而且由于国家不再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消费者就可以享受物价降低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