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日本在东亚获得了优势地位，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但他们都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于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
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一方面，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以维护列强在华取得的已有利益为前提，实现将日本纳入整个国际体系，建立东亚地区列强的联合，共同孤立和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国苏联。
在这个体系下，苏联是作为华盛顿体系的对立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体系排斥、仇视和包围苏联，它构成了对苏联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对此，斯大林判断：“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在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问题上达成协议”。
同样，在这个体系下，以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因此，在这个体系中苏联作为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日本一方面得到好处：以往在中国得到的利益被各方承认；也受到了遏制：不能再在中国进行明目张胆的扩张。而中国以承认之前各不平等条约的承诺为前提获得了体系的保护。
“革命外交”的来历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着重于结合国内外各种力量，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则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其初步目标，在解除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的重重束缚--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与租借地，撤废外人在华所享有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外军在某些地区的驻扎权及撤除外国在中国所擅置的邮政、电台等设施。这也就是1925年3月孙中山临终前遗嘱中所谆谆寄望国人尽速完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任务。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随之推动。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来解决中外之间不平等条约关系中的外交问题。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
后来成为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周鲠生当时力推“革命外交”，他总结革命外交“的要义”：第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第二是“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
换言之，就是无视一切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承诺，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予承认，强迫原条约国家重新谈判订立国人认为平等的新条约。
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付诸实践。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中东路事件：“革命外交”踢到铁板
中东路事件，使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一脚踢在铁板上。
中东路事件给东北军当头棒喝。
“革命外交”为何选中中东路
华盛顿体系的成立前提就是中国承认之前各不平等条约的承诺，保护列强在中国已获得的权利。这一前提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完全冲突。“革命外交”真是要废除就条约带给列强的权益。两者成为不能兼容的存在。
北伐前后“革命外交”能够有所突破，因英美等国觉得一些次要无甚大利的利益，妥协一下还给中国也无大碍，因此九江、汉口的租借英国也就顺势归还了事。而关税主权的谈判能够开启，也因英、美等列强已经准备给予中国关税主权。
但用到日本身上就完全不同了。日本在华的利益更多，牵涉更深，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无视日本之前获得的利益，自然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应。当时就有对华持同情态度的外交官告诫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中国如果继续对日本采取“逼激政策”，必将引起日本舆论界的反感，最后将使日本不得不采取最后手段而诉诸战争。
于是，出现了这样吊诡的一幕：原本遭到华盛顿体系遏制的日本，翻过来成了极力维护华盛顿体系最力的国家，极力反对对华盛顿体系成立前提--维护列强在华已有利益的破坏。而原本得益于华盛顿体系保护的国民政府，却成为了对华盛顿体系根基最有力的破坏者。
其时中国国力孱弱，要想以彻底型的革命手段径自片面而直接地撤废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是会引起列强不同规模的武力报复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大最猛的报复，并未来自日本，而是来自华盛顿体系针对的最大敌人——苏联。
中东铁路，上期我们已经提到，是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伴随着筑路，俄国还获得了铁路沿线的行政、司法和警察及驻军等权力。
苏联建立后，1924年，北洋政府与苏联政府订立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草案》和《七项附件》。苏联政府重申，“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中东路除本身营业事务直属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办理”。
苏联政府“允诺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回中国”，并准备办理“解决偿路之款额及条件暨移交中东路之手续”。“两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苏方还同意，中东路合同期限“由八十年减至六十年”，“此项期满后，该路之一切附属产业为中国政府所有，无须给价”，“中国有权赎回该路”。
可以说与沙俄相比，苏联1924年的协议已经归还了相当多的权益。同时允诺归还铁路以及允许中国提前赎回，可以说已经大大让步，比起日本在南满铁路问题上的条款，苏联在中东铁路上已经后退很大了。
但就是这样，中东路反倒成为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相中的突破点。
蒋介石张学良均认为，苏联处于列强的包围和敌对状态中，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强制收回中东路发动战争。
1929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力促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主权”，7月10日，张学良派军队占领中东铁路，并将苏联在沿线地区的一些机构查封。
7月15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演说，将反苏、反共与废约、夺路“合二为一”，强调赤色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比白色帝国主义者“更加厉害”，“我们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一件要做到的，是先要把中东路收回”。接着，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称：“中东路之收回，系当然的，一方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方为实行平等条约之表现。”
而收回中东路同时，国民政府还同时推进另一项“革命外交”：为奉行以收回国权、废除不平等旧约为目的的外交方针，于1929年4月照会美、英、法、荷等国，要求及早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中东路事件的变局
与蒋介石、张学良的预计相反，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全部站在苏联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