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离开了大宅门，搬到了简陋的小院，但生活中充满了亲情，日子变得更快乐。让我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表姐刘惠华的到来，表姐总是像股新鲜空气似的使小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我奶奶的姐姐杨木槿和姐夫刘德绪倒很少过来，据惠华讲她父母和哥哥每天都在外头忙，除了救济难民还办了两家孤儿学校，为此已经又卖了两所房子。
惠华说：“军阀横行，我父母行善。政府里有人在卖国。我父亲卖房子救国。说实话，太讽刺了。”
我奶奶表示：“惠华，你父母都是佛门大居士，你应当学他们也信佛吧。”
惠华笑笑：“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最让我奶奶意外的事不是当时惠华没跟着父母信佛，而是有一天她竟然带了一个男同学来到新街口北大街这个小院。也是这个年的初春，柳树刚刚发芽的时候，还是个礼拜日，我奶奶和我父亲那天都在家。当时，我奶奶在院子西头的小厨房里洗菜，我父亲坐在自己屋里做作业，他隔窗抬眼便看见院门开了，接着就瞧见表姐那小蓝袄、黑色学生裙的熟悉身影。
我父亲欢快地叫了声“惠华表姐”马上飞快地穿过堂屋去迎接她，可来到屋门时却猛然地停住了脚。他看见一个人随惠华进了院门，而且是个男青年。他二十左右，留短发，穿深灰色长衫，脖子上围一条特别醒目的红色毛线围巾。
惠华看见表弟发愣，先嬉笑着问：“安表弟，不欢迎啊？也不叫人儿？”
我父亲叫声：“表姐。”
目光却把疑问投向了那个男青年。
同时，我奶奶已闻声从小厨房出来，热情地：“惠华来啦。这位是--”
惠华介绍：“他叫张中华。安表弟，叫张大哥吧。”
我父亲礼貌地：“张大哥好。”
惠华一指我奶奶，对张中华说：“你，快叫二姨呀！”
张中华大声地：“二姨！给您老请安。”
我奶奶笑了，夸了一句：“真懂礼儿啊！在旗的吧？”
张中华便答：“是。我老家在吉林那边。”
我奶奶便客气地：“那算一家子啦。哎，快进屋，别站院里呀。安儿，给你张大哥泡茶！”
惠华说：“还是我来吧。”
我奶奶新家的正屋也并不大，摆了张方桌，四个方凳，平常就是饭桌，来人也在这儿待客。左边那间是我奶奶住，右边就是我父亲的卧室兼书房了。正屋虽然小，靠右壁放着小平柜、茶具等杂物，而挨着我奶奶住房那边则是供着观音菩萨的佛台了。
进屋后，我奶奶招呼客人坐在方桌旁，惠华忙着在平柜前沏茶倒水，我父亲就凑到表姐耳边小声问了一句：“你们怎么认识的？是同学吧？”
惠华却故意大声回答：“我可不配跟他同学。人家张中华是谁呀？北大的！知道吧，北京大学。”
这让张中华有点不好意思，又站起来：“惠华，我一旁听的穷学生有什么显摆的？”
惠华端着茶杯走过来，放在张中华面前：“大少爷，请喝茶。”
张中华就朝我奶奶解释：“二姨，您瞧，她老是这么挖苦我。”
我奶奶咯咯笑着，指着他俩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哪，真不像我们当年哟！”
惠华却撅着嘴，故作生气状：“哼，二姨，您当我是夸他哪？才不是呢！人家张大少爷，小小年纪在吉林老家都定下媳妇儿啦！还带着我们反封建呢，今儿个在二姨家我可得揭你老底啦！”
张中华顿时脸都红了，忙辩解：“不是那么回事儿！二姨，那不作数。我是逃婚才到北京上学的，惠华编派我！”
惠华转脸问我父亲：“安表弟，你信吗？替我审审他！”
在表姐鼓励下，我父亲就开心地：“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张大哥，对吗？”
张中华笑了：“对对对！这成了吧？可我知道媳妇儿是谁呀？”
我父亲一指她表姐：“刘惠华呀！”
惠华伸手轻轻打了一下表弟：“你人来疯啦？”
我奶奶被逗得开心地大笑：“哈哈哈！惠华呀，他张大哥第一次到咱家，你可有点儿不像话喽！”
惠华仍不依不饶地数落道：“二姨，您可不知道，人家张中华在我们同学里头搞宣传，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的一套一套的，可他那家呀封建透顶！”
张中华反问：“那怨我呀？我是彻底革命派。”
我奶奶听糊涂了，便问：“德先生？还有赛先生，都是你们老师？”
我父亲抢先回答：“妈，别出笑话了。那是英文，民主和科学的意思。”
我奶奶站起身，想往外走时说：“得了，你们年轻人聊吧。他张大哥，今儿别走哇，二姨给你们做饭去。”
没想到张中华伸手一挡，说：“二姨，今天您歇着，我来做饭。”
转身翻开他带的书包，“您瞧，这是惠华让买的五花肉，我做个红烧肉给您尝尝吧。”
我奶奶有点不相信：“大小伙子的，会做饭？”
惠华嬉笑着说：“让他露一手嘛！二姨，他做的呀不比同和居的差！”
我奶奶瞧瞧惠华，又看一下张中华，这才说：“你们俩呀，在涮二姨我吧？”
惠华说：“哪儿敢呢？走，中华，做饭去！”
两人出正屋就往小厨房走。我父亲就说：“我也去。”
我奶奶拉住他说：“回来。没你事儿，回屋写功课去吧。”
这次愉快的团聚后，有一个多月时间再没见刘惠华和张中华的面。我父亲准备要考中学了，而且决心报考辅仁，所以功课挺紧也没多说什么。
倒是有一天晚上我奶奶提到惠华时，对我父亲说：“我看，惠华和你张大哥那孩子还挺般配，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大姨提一下这个事呢？”
我父亲马上反对：“妈，您很少看书看报可能不知道，那北京大学提倡的就是思想自由哇。惠华表姐和张大哥应该是自由派，一定反对父母干涉他们的事。
您还是别管了，成吗？”
我奶奶倍感欣慰地说：“安儿，你真是长大了。”
在晚清实施的所谓“新政”中，有一项是成功的，并且影响深远，那就是废除了“科举制度”。至民国初年，中国高等教育处于高速发展期，大批爱国学人投身于教育事业，更使高等学府成为中国进步新思潮的领军之地。特别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引进了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一大批有影响有学识而且思想激进的文人学者到北大任教，这就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与精神的中心。我父亲的表姐刘惠华没有读北大，可她与北大有较密切的联系，因为与她在学生运动中相识，而后又相处关系最好的那位名叫张中华的男同学（姑且用现代语叫男朋友吧）就读于北大。她读到的每一本《新青年》，都是男朋友传给她的。
就在那年四月底，惠华拿着一本最新出版的《新青年》，跑到姨妈家找到小表弟就说：“安表弟，列强的凶残、中华的未来，写的非常清楚。你也看看吧，咱们不能总待在书斋里呀！”
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岁，最信赖大表姐，捧着杂志就跑到里屋读起来，表姐就和我奶奶聊家常话儿。
只隔了十多分钟，我父亲就重又跑出来，指着那本杂志问表姐：“这里边说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到底是什么内容？那个胶济铁路对咱们中国特别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