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华一直是木然坐定，始终一言未发。
杨木槿见女儿神色不对，就问：“惠华，你愿意跟妈一块儿到万善寺出家么？”
刘惠华仍不语，只是泪水泉涌，表情凄凉。杨木槿就转脸问：“老爷，那咱们家现在这个宅院怎么办？”
刘德绪答：“我已签了文书，捐给慈善会，由慈善会管理。我入广济寺后，再做善事，要靠自己去化缘了。”
杨木槿说：“也对。断了凡根，专心礼佛，这才对得起为行善而死去的惠根啊。”
这时，刘惠华忽然说：“爸，妈，我愿意……出家。”
说完，失声痛哭，抽泣不已，双手掩面，再无言语。
杨木槿搂住女儿，将女儿的脸贴在自己胸前，疼爱地说：“惠华，妈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都忘了吧！皈依佛门是大德大善，从此当个惠华法师吧。”
立秋，又逢立秋。新街口北大街我奶奶家租住的小院里，落英缤纷，秋意渐浓。我父亲坐在堂屋方桌前翻看一张当天的报纸，读着读着眉头就紧耸，甚至拍下桌子。小院门响，我父亲一抬头只见他的母亲神色不一般地匆匆进院。
我父亲起身迎上前，激动地说：“妈，你瞧哇，北京又要乱啦。这东北军打败了孙传芳，大军进占北京了。还有，那少帅张学良到了上海，还和宋美龄一块喝酒跳舞呢。国民革命，革它个乱七八糟啦！”
我奶奶几次想打断他的话，直忍着听完儿子的高论后才说：“别管它东北军西北军的啦！跟咱们没关系。走！快跟我去万善寺！”我父亲仍未理会，继续说道：“我们学生下午要讨论时局，我不去拜佛。”
我奶奶大声说：“拜什么佛呀！你表姐惠华今天受戒，出家当尼姑啦！”
我父亲如雷轰顶，大惊失色：“当尼姑？不！这怎么行？大姨她、她太不讲道理了吧？”
我奶奶拉他一把：“喊什么喊？走吧，去晚了赶不上受戒礼啦。”
钟声阵阵，佛乐声声，香烟缭绕，佛像增辉。
万善寺大殿中，已剃发受戒完毕的杨木槿、刘惠华母女跪在佛像前双目紧闭，一位本寺主持老尼正念着经文。我奶奶和我父亲匆匆迈步走进大殿时，被一位尼姑拦住，道一声：“施主，请止步。受戒礼后方可拜佛。”
我父亲说：“我找我惠华表姐。”尼姑道：“施主，请称惠华师哥。”我父亲一愣：“师哥？”
我奶奶说：“对。安儿，她们母女已入了佛门，今后你称呼大姨要叫师大爷，叫惠华得叫师哥了。”
我父亲不顾尼姑阻拦，探身叫了声：“惠华表姐，我来啦！”
跪在佛像前的惠华法师，身子微微一颤，念声：“阿弥陀佛。”
十三、
自打我父亲的姨夫、姨妈、表姐一起出家之后，我奶奶的心境很长一段时间变得有些沉重，平日里话也少了，甚至偶尔还会说我父亲话多了太腻烦。我父亲已经读高中了，懂事多了，便千方百计宽慰母亲。姨夫刘德绪煊赫一时的财富、地位和善举，转眼之间成为过眼云烟，几代官爵显赫的“粤海刘家”从此成为京都佳话或历史的传说，这样的巨大变故，怎能不令众多亲人们遗憾和纠葛？
所以，隔不了几天，我父亲便会主动向我奶奶建议：“咱们去看看我大姨--不，我师大爷和我惠华大师哥吧！”万善寺是离北京着名的护国寺不太远的一座尼姑庵，地处一条较为僻静的小胡同里，规模不算大，两进的院落，中间是供佛的大殿，其余均是经房和僧舍。从我奶奶租住的新街口北大街那个小院，走路到万善寺也就需20多分钟，故此我奶奶便经常带着我父亲到庙里探望自己的亲姐姐和外甥女儿。每次到了万善寺后，只要没赶上尼姑们打坐诵经时间，照例是我奶奶和她的姐姐款话，内容多是佛经中警世的道理吧。而我父亲和“大师哥”惠华便单独回到她的僧房，话题似乎并非都是入佛，依旧有点天南海北。初入佛门时的刘惠华年方二十六岁，虽然剃了头发，那股风韵天成的旗人姑娘的气质未改，依然是光艳照人。
开始那一两年，姐弟二人背着长辈时话儿特别多，我父亲也还不习惯叫表姐大师哥，曾问过：“表姐，你真的愿意出家么？你真的能在这灯青火冷的庙里待一辈子吗？”
刘惠华沉默，微蹙双眉想了半晌才回道：“安表弟，我阿玛一辈子信奉佛祖，我弟弟为行善付出了生命，你说我能有别的选择么？”
我父亲也说过：“那你的师范不是白读啦？”
刘惠华却正色言道：“不，没白读。进庙后我连续读了几卷经，我确实感到精神上充实了。安表弟，你可能还不懂，这佛经中学问深哪！”
还有一次，趁着聊得高兴，我父亲曾大胆探问：“表姐，你就真的完全忘了你那个读北大后南下投军姓张的阿哥了吗？”惠华无语。姐弟俩默对片刻，她抬起一双绢秀的手在胸前双掌并拢，声音哽咽地念到：“善哉，善哉。”
我奶奶很少到广济寺去，不知由于忌讳还是不便在与过去的姐夫叙家常，即便是偶尔进了广济寺见到了已改称“宗月法师”的姐夫，所谈之事不是理佛便是社会赈济，出庙前总要往功德钵内放进一点钱。这种变化了形态的亲情依然弥漫在姐夫和小姨子之间，只有看懂佛与缘的世人才能明白，这真是别一种隽永。宗月法师剃度出家前已经可称大居士，熟读佛经，践行佛理，道行甚高。
将近五十岁时正式投身佛门，在广济寺内绝非一般和尚可比，况且他对佛的认识和对善的实践在京城各寺也是独具一格。宗月法师常在晚上修持，研读经书，撰写心得，还作过不少禅味十足的律诗，经常苦读到深夜。宗月法师白天的活动不是在寺内打坐，而是四处奔走化缘，用所得微薄善款继续开粥厂、办义学、广赈济、多助人。据说他为了省钱省时间，每天只吃一顿素斋，身穿的僧服也是破旧不堪，甚至大冬天的还穿着补了补丁的单袍、单褂、单裤、单僧靴。据一位知名作家回忆：“徒弟们凑钱给他做了一条新棉裤，早上穿着出去，晚上回来时，却又变成破单裤。
一细问，原来半路上他把新棉裤脱给一位拉车的穷汉，把车夫的破单裤换在了自己的身上。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笑声还是那么洪亮和有气势。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知道多少佛学，便做多少，知道一点就做一点，是个彻底的言行一致者。”我相信，我姨姥爷正是这样一个人。多少年之后，我父亲和我在一起谈论起当年的宗月法师时，他曾郑重地告诉过我：“宗月年轻时是大善人，出了家之后是老北京最出名的大法师。”
转眼就到了1928年，我父亲即将要考大学了。就在那年的深秋，我奶奶居住的小院里落英缤纷，正当我父亲坐在饭桌前香甜的大口吃着我奶奶亲手做的炸酱面时，小院里突然闯进一位不速之客。顺便应当说一下，我奶奶做的炸酱面是一绝，那可不是京城小面馆卖的所谓“北京炸酱面”能比得了的。说绝就绝在炸酱上，选肉、选料、用油、火候非常讲究，即京语“干炸儿”的做法。
酱好了，菜码儿也得搭配合适，这才叫炸酱面。所以，当这位不速之客不请自来推门进院时，我父亲正手拿一瓣蒜，嘴里嚼着面呢。而我奶奶坐在饭桌旁没动筷儿，只是幸福地看着我父亲大饱朵颐。就在这一刻，院门吱妞一声，几声皮靴响，一声洪亮地：“二姨！”我奶奶、我父亲抬头一看，院内站着一位身着着国军军装的年轻军官，似乎并不认识。只见那年轻军官“啪”地举起右手朝我奶奶行了个军礼，同时说：“您老好！”
我奶奶站起身，疑疑惑惑地问道：“这位军爷，您是--”
年轻军官微微一笑，跨前一步拉住我奶奶的手，热情地说：“二姨，您忘了？那年我和惠华从天安门回来，不是一块儿到您府上歇歇喝水的吗？我南下从军之前，还在您家住过一晚上呢！我叫张中华，祖籍吉林张家屯子，你记的吗？”
转脸指着我父亲问：“这是安表弟吧？嗬！都长成大小伙子啦。”
一切恍如隔日，记忆顿时泉涌。我奶奶、我父亲都惊愕得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时无话。
那年轻军官见状，不解地问：“二姨，安表弟，你们都好吧？”
我奶奶这才醒过神儿来，忙应道：“好，好。安儿，快给你张大哥沏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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