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的学生宿舍是座二层小楼，楼梯都是木头的，宿舍内设备极简单，除了几张床就只有一张书桌了。住在宿舍的都是外省来北京读书的学生，且有些同学本是富家子弟，所以墙上会挂着几件西服，而室内有摆着几只皮箱。
受伤后的傅大哥没敢回家，头上包着纱布绷带躺在一位同学的床上，周围仍有七八个男女生，仍在愤愤不平地议论着今天发生的事。
有个同学说：“傅大哥，我看哪今天镇压群众还打人的八成就是东北军。”
另一个同学更气愤地应声：“对。这也算国军？见了日本人就跑，碰见爱国的就打，亏他们还是中国军人！”
我父亲冷静地反驳：“你们也不能偏激，断定打人的就是东北军，我听那些军警讲的不是东北话。”
第一个同学就不服气了：“嘿！陈同学，你是帮谁说话呢？没瞧见咱们傅大哥被打得冒血吗？”
傅大哥坐直身子说：“这没什么争的。应当总结我们这次活动组织的也有欠缺。”
另一个同学就说：“反正东北军也不是东西。丢失了国土，他们还有理啦？”
第一个同学就更来气了：“对嘛。住在天津的宣统皇上也跑到东北去了，东北不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嘛，这帮八旗子弟卖国还没卖够哇！”
只听一声清脆的女孩声音：“请你住口！”
随着这声音，原来默默地坐在另一张床沿上观听的一位女生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两步继续说：“即便宣统他卖国，也扯不上全中国的八旗子弟。就算打人的是东北军，也不能把罪名安到东三省人民头上！”
这第一个同学楞下神，才发问：“你是谁呀？你哪学校的呀？”
傅大哥忙解释道：“都误会了。这是我妹妹，傅增启，她高中刚毕业。”
我父亲赞赏地望了望那女孩，回头地接着说：“同学们，不是误会。这位傅大哥的妹妹说得对，卖国的叫汉奸，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败类。我就是满族人，按过去说就是八旗子弟，怎么能以民族划分爱国还是卖国呢？”
傅大哥的妹妹也大声地说：“对！我和哥哥傅增贤，也是满族，我们同样爱国，同样恨透了卖国贼！”
我父亲激动地跑到那女孩身边，热情地问：“你们家住哪儿？”
傅增启答：“菜园六条。”
我父亲更高兴了：“哎哟！我姥姥家也住六条。你们家哪个旗的？”
“镶白旗。”
“巧了，我们家是正白旗。”
这两人正对话间，另外一辅仁女生开玩笑地叫道：“哎！瞧瞧，大清灭亡了，人家八旗兄妹跑这儿团圆来了啊！”
顿时众人一阵哄笑，笑声未了时傅大哥说：“同学们！救亡运动是全民族的事。来！咱们商量一下打回老家去的下一篇吧！”
他的妹妹举一下手里的饭盒说：“哥，我是来给你送饭的。先吃点饭吧！”
新街口北大街我奶奶家那小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惠华法师静心礼佛了，国军军官张中华也不再来了，我奶奶也就专心照料儿子的生活和学业了。
我奶奶不赞成我父亲参加学生运动，常教育他：“国家大事不是老百姓管得了的，安心读书奔自己的前程才是一辈子的大事。”
开始我父亲还和她辩论，说什么“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年轻人不参与兴亡大事，民族前途何在？”
我奶奶仍是坚定不移，多次教育儿子：“你记住，你阿玛要是不去管宫里头这一派，那一伙的争斗，那他就应当能活到现在，看你长大成人。现在这党那派的斗，还不是争权夺利？”
我父亲则表示他历来的政治态度：“我信奉张恨水先生的人生格言，君子群而不党。但是，国难当头，不去参加救亡运动就不是中国人了。”
我奶奶问：“就凭你们这些学生，救得了国吗？”
后来，我父亲就不在家里头谈政治了，在学校里照样跟着傅大哥等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只是同学间暗地流传的某人是何党何派等事他却从不关心，谁爱国就跟谁走。
今天的遭遇却非同寻常，从学校回家吃晚饭时，我父亲忍不住问我奶奶：“妈，您知道菜园六条住的姓傅那家人吗？镶白旗的。”
我奶奶笑笑，马上就回答：“老傅家呀，就在你舅舅家借壁儿，是个好人家儿呀。老家儿是印刷工人，有一儿一女，儿子上大学，闺女也让读了书。他们家和你姥爷家算世交呢！”
我父亲听罢，不由地赞叹：“噢，我说呀，傅大哥他妹妹那么聪明，难怪呀。”
我奶奶却听到心里去了，认真地问：“你认识老傅家闺女啦？”我父亲照实就说：“傅增启嘛，高中毕业了。她倒真是特懂道理的女孩啊。”
我奶奶手拍大腿，大喜过望地说：“好哇好哇！儿子，你有眼力劲啊！老傅家那闺女，长得水灵，有家教，知书达理，我可早就瞧上啦！这下好了！妈心里也踏实了。你不是讲自由吗？行。可咱旗人的老理儿得听妈的呀！”
我父亲一时没弄明白，就傻傻地问：“妈，您说的什么呀？”
我奶奶仍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自言自语着：“让三姑六婆保媒是汉人的讲究，咱们旗人是请大媒。你妈娘家舅舅杨秉坤留过洋，当大媒是够格的啦。过门帖呢？咱们家祖上也算三品、四品的，老傅家不会挑眼的……”
我父亲听着听着忽然明白过来，就急忙问：“您是提傅大哥他妹妹？我们还不熟哇。”
我奶奶大笑：“哈哈哈！难得哟！我看你是愿意啦？”
我父亲脸红了，低声说：“就见过一面。”
我奶奶却捏着手指头叨念：“白马怕青牛，羊鼠一旦休；金鸡躲玉犬，免龙不到头；蛇虎如刀错，猪猴婚成愁。哎，增启那姑娘属什么呀？”
我父亲摇下头：“不知道。”
我奶奶便说：“不是十八，就是十九了。我来办，先找有能耐的先生按属相合合婚吧。命里有哇，就是上上婚哪！”
“呯呯呯”地响起了敲门声，小院门外有妇女却操公鸭嗓音喊：“杨婶！哎，杨婶，开门哪！躲着不见不行啊！”
我父亲忙问：“妈，这是谁呀？”
我奶奶忙起身，迈着屋门时回头对我父亲说：“回你屋看书去！你别管啊。”
她走到院门，拉开门栓，门就被人从外头推开了，差点撞着我奶奶的脸。小院门外站着一个北京俗称“缩脖坛子”类身材的胖女人，见我奶奶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怎么着？躲我就行啦？你想拖到哪天啊？”
我奶奶赔着笑脸对那胖女人说：“大妹子，我不是躲，我不是……不是白天都有事嘛。您再容我几天，倒过手来我立马按数交给您。”
胖女人并不领情，仍是口气挺硬地说：“没门儿啦！杨婶，这眼瞅着你就拖了快一个月了，没这么办事的吧。”
我奶奶低声下气地乞求：“大妹子，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是那赖账的人，是吧？您容我几天？”
这时，我父亲在屋里听不下去了，已经走到小院门口问：“妈，怎么回事？”
我奶奶回身推他，边推边说：“回屋看书去！没你的事儿。”
胖女人却讥讽地说：“嗬，这供得起儿子念大学，交不起房钱，你亏心不亏心哪？”
我奶奶赶紧掩饰地说：“两码子事。”
回头对我父亲一声吼：“回屋去！”
我父亲不依，却问那胖女人：“请问，您找我妈妈什么事？”
胖女人挺傲气地一仰头：“我？房东，来收房钱。你们家都拖了快一个月了，整天还躲着我，这房子到底还想不想住哇？”
没容我奶奶和我父亲回答，院门外头响起一男人的声音：“住！谁说不住了。”接着闪身出现的是金贵。金贵仍是身穿羊皮坎肩，头戴顶毡帽，脚上是双长筒皮靴，肩膀上却扛着个麻袋包。只见金贵随手扔下麻袋包，脚一弯手一屈行了个旗人“武架子安”，冲我奶奶道一声：“大奶奶您吉祥！”
胖女人并不买账，反而对着金贵说：“嘿！你哪个庙的呀？念哪路经啊？挡横儿怎么着？姑奶奶我只认钱不认扛大包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