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机，如何？”
长孙无忌没有马上回答。
他的目光还停在讲台上。
过了片刻，他才低声说了四个字。
“先听他讲。”
讲台上，李逸尘没有停顿。
他继续往下说。
“我方才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天下是谁的。第二件，财富是谁造的。”
他竖起第三根手指。
“第三件事。做官是为了谁。”
他的目光从堂下扫过。
“你们进了贞观学堂。一年之后，你们会被分派到各处。有人去钱庄，有人去信行，有人去六部，有人去州县。你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朝廷命官。”
“那么我问你们。你们做官，是为了谁？”
堂下沉默了一息。
然后有人开口了。
是前排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
“为陛下。”
李逸尘看着他。
“还有呢？”
那年轻人愣了一下。
“为……为朝廷。”
李逸尘点了点头。
“还有呢？”
年轻人张了张嘴，没再说出来。
李逸尘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投向全堂。
“还有没有人补充？”
另一个声音从中间排响起。
“为百姓。”
李逸尘看向那个人。
是个方脸年轻人，穿着寒门名额进来的那批人的袍子。
他的肤色偏黑，像是常在田地里劳作的人。
“你叫什么？”
“学生陈季方。”
“陈季方。你说做官是为百姓。说说你的理由。”
陈季方站了起来。
他的手指在袍子两侧攥了攥，然后开口了。
“学生是永州零陵人。家乡连年水患，县里的官吏只管收税，堤坝垮了三年没人修。去年洪水冲了半个县，淹死了两百多人。学生的父亲便是那两百人之一。学生来长安之前，在祠堂里对着父亲的牌位立过誓。此生若能为官，绝不做一个只顾收税不管百姓死活的官。”
堂下安静了下来。
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出声。
陈季方的话说得很平。
不是哭诉，不是控诉。
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李逸尘看了他片刻。
“你说得好。你坐下。”
陈季方坐下了。
李逸尘转过身，面对着全堂。
“陈季方说做官是为了百姓。对。但还不够。”
“这位同窗说做官是为了陛下，为了朝廷。也对。但也不够。”
堂下有人开始皱眉。
李逸尘看见了。
“你们觉得我自相矛盾。是不是？”
没有人回答。
但有几个人的表情已经回答了。
“我不矛盾。我说不够——是因为这些答案之间，缺了一样东西。”
他停了一下。
“缺了关系。”
“什么是关系？”
“陛下与百姓之间是什么关系？朝廷与百姓之间是什么关系？你做官——你站在中间——你与两边又是什么关系？”
他在讲台上走了两步。
“我方才说过了。天子与百姓是共生。你们还记得吗？”
堂下有人点头。
“记性不错。那我再问深一层。”
“在这个共生之中，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处在哪个位置？”
李逸尘站定。
“从《尚书》到孔孟，从荀子到当今陛下。千年了。民本思想讲了无数遍。但有一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认真讲清楚过。”
“那个地方——就是你们。”
他的声音陡然加重了。
“民本，民本。以民为本。谁在以民为本？天子。那执行呢？谁去执行？是官员。是天子和百姓之间的那一层人。”
“你们想做官。你们想做清官。你们想为百姓做事。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们自己，会不会变成民本的阻碍？”
堂下。
四百个学子的表情变了。
不是震惊。
是困惑。
是那种被人戳到了从来没想过的地方的困惑。
长孙无忌的手指停在了椅子扶手上。
房玄龄的眉头慢慢拧了起来。
岑文本坐得笔直。
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讲台。
李逸尘继续往下说。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县。县令姓王。王县令是个好人。他不贪，不占，不欺压百姓。每次收税，他都按朝廷定下的数额收，不加一文。百姓都说，王县令是个清官。”
“但是——这个县有一条河。河上没有桥。百姓过河要绕三十里山路。王县令每年往上面递呈文，请求拨款修桥。呈文递了六年，没有回音。”
“王县令尽力了吗？从他自己来看，他尽力了。他递了呈文。他不贪。他是个好人。”
“但桥修了吗？没有。百姓还在绕三十里山路。”
李逸尘看着台下的学子们。
“我问你们——王县令算不算一个好官？”
堂下沉默了片刻。
那个圆脸年轻人先开了口。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明伦堂里传得很远。
“应该算吧？他递了呈文……”
旁边的人扯了他一下。
他闭了嘴。
李逸尘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算。那我再问你。你若是那个绕了六年山路的百姓，你觉得算不算？”
圆脸年轻人的嘴张开又合上了。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没有回答。
李逸尘没有追问。
他转过身，对着全堂。
“这便是今日我要讲的最要紧的一件事。”
“你们将来做官。每日都会碰到这种事。上面有旨意，下面有百姓。你在中间。你把旨意传下去，把赋税收上来。你就觉得自己尽职了。”
“但民本不是这样做的。”
“民本——不是把朝廷的旨意传给百姓便算完。民本——也不是把百姓的赋税收给朝廷便算完。”
“民本是——你要知道百姓的难处在哪里。你要想办法解决。不是等上面的指令。不是等别人来替你解决。是你自己要去找办法。”
他的声音在明伦堂里回荡。
“修桥的钱，上面不拨。你能不能想别的法子？能不能向富户募集？能不能以工代赈？能不能用县里的公田收入来补？能不能联合邻近几个受益的村子一起出劳力？”
“办法永远有。关键是——你有没有把百姓的难处当成你自己的难处。”
堂下。
寂静。
然后，长孙无忌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因为他坐在最前排，李逸尘听到了。
“李右庶子。老夫插一句。”
李逸尘转过身，面对他。
“长孙司徒请讲。”
长孙无忌没有站起来。
他就靠在椅背上，手指搭在扶手上。
“你说的这个道理，老夫大致是认同的。但老夫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说官员应当主动找办法。那朝廷的章程还遵不遵？若人人都自己找办法，章程便成了虚文。若不遵章程，朝廷如何管束百官？”
“第二个问题。你说把百姓的难处当成自己的难处。但百姓的难处多了去了——这个要修桥，那个要修路，这个要减税，那个要免役。朝廷的钱粮是有限的。你是让官员把这些难处都兜着？兜不住怎么办？”
长孙无忌的话说得很平和。
但问题很尖锐。
堂下四百个学子。
他们或许跟不上长孙无忌的思路，但他们都听得出来，这两个问题不好答。
李逸尘看着长孙无忌。
他没有马上回答。
他在讲台上走了两步。
然后他开口了。
“长孙司徒的两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
“我先答第一个问题。章程与主动——是不是牴牾的？”
“不牴牾。”
“章程定的是——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章程定的是——什么钱能花，什么钱不能花。章程定的是——谁有权批什么，谁无权批什么。”
“但这些章程是为了一件事——让朝廷运转起来有条理。不是为了捆住所有人的手脚。”
他竖起一根手指。
“我打个比方。章程是路。主动是走路的人。路告诉你从长安到洛阳该走哪条官道。但路上碰到一处塌方——你是站在那里等朝廷派人来清，还是自己先动手把石头搬开？”
“章程没有禁止你搬石头。章程只是告诉你，这条路是官道，你不能把它挖了，不能把它卖了，不能在上面私设关卡。但路上有石头堵住了，你弯腰搬开——章程没有不让你搬。”
“问题在于——有些官员不是不知道石头可以搬。是不愿意搬。因为搬石头费力，还可能有风险。万一搬不好砸了脚，反而吃罪。不搬呢？不搬最安稳。石头堵着路，责任是天灾，不是他的。他不搬，没人能治他的罪。”
“所以——章程不是问题。问题是用章程当借口。”
李逸尘继续说。
“第二个问题。朝廷的钱粮有限。百姓的难处无穷。官员兜不住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钱粮里。”
“在什么地方？”
“在分辨。”
李逸尘转过身，对着全堂。
“百姓的难处有很多种。有的难处，朝廷该管。有的难处，朝廷不该管。有的难处，朝廷管不了但可以引导。有的难处，朝廷不必管，百姓自己能解决。”
“分辨这几种难处——便是一个官员的本事。”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种。朝廷该管的。比如水患。比如蝗灾。比如瘟疫。比如大盗横行。这些事，单个百姓对付不了。必须朝廷出手。这时候朝廷出钱出粮出人，责无旁贷。”
他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种。朝廷不该管的。比如兄弟争产，邻里矛盾。这些事，朝廷不应当插手。让乡里、宗族、市集自己去解决。朝廷插手越多，百姓越依赖朝廷，越不会自己解决问题。”
他伸出第三根手指。
“第三种。朝廷管不了但可以引导的。比如一个县里没有集市，百姓买卖不便。朝廷不一定有钱去建集市。但朝廷可以做一件事——出告示，定日期，允许百姓在某处空地聚拢买卖。这就是引导。朝廷不出钱，但给了政策。有了政策，百姓自己会去建集市。”
他伸出第四根手指。
“第四种。百姓自己能解决的。比如修一条村里的小路。比如挖一口井。比如搭一个磨坊。这些事，让百姓自己商量着办。朝廷不必插手。朝廷要做的，是在百姓需要的时候给一点补贴，或者在百姓争执不决的时候给一个裁断。”
他把手放下。
“所以——钱粮有限不是借口。难处无穷不是理由。关键是，你做官的人，有没有花心思去分辨。”
“分了之后，该朝廷管的那部分，有没有尽力去管。尽了力但管不了，有没有如实上报。上报了但上面不批，有没有再想办法。”
“这些——才是民本在实务里的真正用法。”
堂下。
四百个学子。
有人在拼命记。
没有笔墨，就用手在袍子上比划。
圆脸年轻人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汗。
他在心里反复默念李逸尘刚说的四类难处，怕漏掉一个字。
陈季方坐在后头，嘴唇抿得很紧。他的眼眶有点泛红，但他忍住了。
李逸尘没有停。
他继续往下说。
“方才我讲了四类难处的分辨。这是一个官员做实务的基本功。”
“但我今日要讲的民本——不止于此。”
“还有更深的一层。”
他转过身，在讲台上走了三步。
然后站定。
“我方才说——天子与百姓是共生。朝廷与百姓是共生。这个共生是通过谁来完成的？”
“通过你们。”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们自己，是站在百姓这一边，还是站在朝廷那一边？还是说，你们站在中间，哪边都不靠？”
堂下没有人回答。
李逸尘自己回答了。
“答案是——你们两边都站。但两边都不能只站。”
“这话怎么讲？”
“你若是只站在朝廷那一边——每日就是催税、催役、催粮。百姓骂你，你说你是奉命行事。”
“百姓受苦，你说你没有办法。这样的官，百姓恨。百姓恨久了，朝廷便要倒霉。因为百姓不会恨朝廷，百姓只会恨他们看得见的人。”
“看得见的人是谁？是你。你替朝廷挡了箭，但也替朝廷断了根。因为百姓对朝廷的怨气，是从你身上开始积累的。”
“你若是只站在百姓那一边——朝廷的赋税收不上来，朝廷的政令推不下去。上面要治你的罪，你说你是为民请命。为民请命是好听的。”
“朝廷要养兵，要修河，要给百官发俸。这些钱从哪里来？从赋税里来。赋税收不上来，朝廷便运转不了。朝廷运转不了，天下便会乱。天下乱了，第一个遭殃的还是百姓。”
“所以——你两边都要站。但两边都不能只站。”
李逸尘停了一下。
“这便是官最难做的地方。”
“你不是百姓，你也不是天子。你是中间的桥梁。桥梁的作用是什么？是把两边连起来。桥若是只搭在一边岸上，另一边悬空，那便不是桥。那是个断头路。”
“你们做官——便要当好这座桥。”
“怎么当？”
他竖起了三根手指。
“第一。把朝廷的旨意讲给百姓听。不是照本宣科。是用百姓听得懂的话讲。敕书上写的是官话。官话百姓听不进去。你要把它变成家常话。让百姓明白，朝廷为何要收这笔税，这笔税收上去会用在哪里，用了之后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第二。把百姓的难处讲给朝廷听。不是递一份呈文便算完。呈文里写的东西，尚书省每日能收到几百份。你的呈文凭什么让人看？凭你说的是实话。凭你说的是具体的事。不是'百姓困苦'四个字。是'某村二十五户，今冬缺粮三百石'。是'某河堤坝塌了三丈，若不修，来年春汛将淹三个村'。”
“第三。在朝廷与百姓之间，找到那个能过得去的点。什么点？就是你推朝廷的政令，百姓能承受得住。你替百姓说话，朝廷能接受得了。这个点不好找。但你必须要找。找到了，你便是个好官。找不到，你迟早要被两边的某一边吞掉。”
他放下手。
“这三条——不是学问。是做法。是你将来每日坐在衙门里要用到的做法。”
堂下。
四百个学子。
没有一个人说话。
但他们的眼神不一样了。
刚进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是敬畏的。
面对三位宰辅、两位亲王、四百个同窗，他们紧张。
后来听了李逸尘讲民为邦本，他们的眼神变成了思索。
再后来听了李逸尘讲财富之源，他们的眼神变成了震撼。
而现在。
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样东西。
沉重。
不是那种被人吓到的沉重。
是那种忽然意识到自己肩上要担东西的沉重。
圆脸年轻人的手在袍子上停住了。
他不再比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