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在心里把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看了一遍。
信行是魏王在管。
钱庄是太子在推。
国资院，李世民刚才说得清楚，是陛下和太子商量之后做的决定。
他是关陇集团的实际领袖。
他在朝堂上经营了二十多年，三省六部的人事布局、各道州县的官员升迁、朝廷预算的分配比例、各项工程的审批权限——这些东西是他和房玄龄这些人花了半辈子织出来的一张网。
这张网虽然不完美，虽然也有各种漏洞和扯皮，但至少它在他们的掌控范围之内。
信行设立的时候，这张网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债券发行，朝廷六部不能直接定夺。
但那个口子不大。
钱庄设立的时候，口子又被撕大了一些。
税银走钱庄，民部对税收流通过程的掌控就被削弱了一截。
但民部还有账——钱庄的每一笔进出都有账本，民部在年底汇总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全貌。
现在国资院要管朝廷全资产业。
水泥是第一个。
长孙无忌不知道国资院的具体章程是什么。
李世民刚才没有说。
他只知道两点：第一，国资院设在钱庄下面。第二，国资院管所有朝廷出了全部本钱的产业。
如果国资院不按六部的规矩来批矿山开采权，而是自己定一套规程，那关陇手里的矿山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通过工部和民部的渠道拿到开采批文？
如果不能，关陇在原料供应上的优势就没了。
窑场建在哪里？
谁说了算？
如果是工部管营造，那工部会按照各道的工程需求来排优先级。
但如果国资院自己定选址标准——比如优先考虑靠近矿山、靠近水路运输的地方——那工部在营造上的话语权就被架空了。
而架空工部的后果是，工部在朝廷预算分配上的分量会减轻。
工部分量减轻，三省的整体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弱。
国资院的财务怎么走。
李世民说国资院设在钱庄下面。
钱庄的账跟民部的账是两套系统。
如果国资院的账也走钱庄的系统，那民部连国资院每年赚了多少钱都未必能查得清清楚楚。
唐俭是民部尚书，他管的是国库。
但如果国资院的产业利润不经过民部的度支审核就直接上缴国库，那民部对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就失去了监督权。
失去监督权意味着失去话语权。
失去话语权意味着在预算分配的时候，民部拿不出底气来跟国资院争。
民部管赋税。
但税银走钱庄，产业利润走国资院。
民部的两只手，一只被钱庄按住，一只被国资院按住。
工部要修路修桥修城墙，都得找国资院买材料。
买材料的时候是买方跟卖方的关系，不是上级跟下级的关系。
工部在国资院面前，不但没有管辖权，反而要看国资院的脸色。
兵部管军械和边防工程。
但边塞修烽燧需要水泥。
水泥在国资院手里。
兵部申请水泥的时候，国资院批不批、批多少、什么时候批——这些都不是兵部能说了算的。
李勣是兵部尚书，他可以在朝堂上争优先使用权，但优先使用权的前提是国资院先生产出足够的水泥来。
如果国资院的生产计划跟兵部的需求对不上，兵部就得等着。
长孙无忌把这些线在脑子里一条一条地捋了一遍。
每捋一条，他心里那种冷的感觉就重一分。
但他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
他在想一个更深的问题。
李世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是因为水泥不适合归六部管。
水泥确实牵涉的环节太多——矿山、窑场、运输、施工、质量监督——归到任何一个部下面都会扯皮。
但这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理由。
如果李世民真的想让六部来管水泥，他完全可以设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构，让工部牵头，民部和兵部配合，门下省监督。
这种协调机制在本朝的行政惯例里是有先例可循的。
但李世民没有选这条路。
他选的是另起炉灶。
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
这是意图问题。
长孙无忌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李世民在有意削弱六部的权力边界。
不是削弱六部在具体事务上的执行权——六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而是削弱六部在新事物上的管辖权。
新的事物出现之后，不归旧的部门管，而是另设新的机构来管。
一次两次看不出效果，但次数多了，六部管的事就越来越旧，新机构管的事就越来越新。
旧的事情在萎缩，新的事情在膨胀。
时间一长，六部的实际影响力就会自然消退。
而推动这些新事物的李逸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房玄龄的想法跟长孙无忌不一样。
房玄龄从李世民说出“国资院“三个字的那一刻起，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另一件事。
不是利益格局。
是制度逻辑。
李逸尘不是在做一件现有制度里的事。
他是在做一个现有制度里没有的东西。
当初房玄龄觉得李逸尘在格物学院的讲课似乎是一种麻烦。
因为李逸尘做的事情太大了。
大到现有的制度框架装不下。
大到所有用旧框架思考问题的人，都会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对劲。
现在李世民说在钱庄下面设国资院，房玄龄忽然发现，他还是想的肤浅了。
当时他只是在想格物学院这个机构本身对现行制度的冲击。
但现在看来，格物学院只是第一块倒下的骨牌。
房玄龄回忆了一下李逸尘在格物学院那堂课上讲的核心内容。
李逸尘讲了四层。
第一层，科举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正途——先承认科举的价值。
第二层，文人知行合一的核心范式是“义理为体，政事为用“——把士人的知识边界划清楚。
第三层，文人知行合一的天然局限——他们只覆盖了人道，没有覆盖物道。
第四层，格物之学是知行合一的补全——科举管人，格物管物。
二者是分工关系，不是上下关系。
所以李逸尘说“分工“，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格物不是在给科举让路。
格物和科举是平等的。
科举负责“怎么分“——赋税怎么收、徭役怎么派、粮食怎么调。
格物负责“怎么做“——怎么让一亩地多产粮、怎么让一把刀更锋利、怎么让一条渠不漏水。
官员手里有权力，但权力不能让铁变硬。
工匠手里有技术，但技术不能让赋税变公平。
二者不是谁取代谁，是谁也离不开谁。
现在房玄龄把这个逻辑套在国资院上看，忽然发现国资院就是“分工“这个理念的制度化形态。
国资院管的是朝廷全资兴办的产业。
这些产业做的是“工“的事。
但国资院本身做的是“士“的事：规划、管理、定规程、管账目。
它把“士“的规划能力和“工“的生产能力装在同一个机构里。
士和工不再是两群分开的人，他们是同一条产业链上的上下游。
士在上面定方向、定标准，工在下面烧窑、开矿、运货。
房玄龄忽然明白了李逸尘这套布局的逻辑。
他不是要推翻士农工商的秩序。
他是在这个秩序的内部，给“工“造了一个和“士“并列的位置。
这个位置不是官位——工不掌印，不判案，不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