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在那道画着活日的壁画前停留了很久。
他没有伸手去摸——三十年的刑警经验让他对任何一个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现场保持着本能的警惕，他只是站在那里，让那束昏黄而日益疲弱的手电筒光柱在那些层层叠加的线条上慢慢游走，像是在审视一具难以判定死因的尸体。
第三幅壁画上的那个东西——那个被无数小人围绕着的，像车轮又像花，像太阳又像章鱼的东西——开始在他闭上眼睛时残留在视网膜上。
那不是普通的视觉残像。
普通的视觉残像在几秒钟内就会消散，颜色会反转，形状会模糊。
而这个图案不会。它在伊戈尔的脑后清晰地继续存在着，甚至带着某种微弱的，和他的脉搏不同步的搏动感，就像有人把一枚生锈的图钉，从外向内，缓缓地按进了他的颅骨。
他用乌克兰语轻声咒骂了一句，词意是“操“，语气却近乎祈祷。
他理解了。
就像是他从之前那些所有抽象的岩画当中理解了卡穆尼人们的历史一样，他现在也理解了。
伊戈尔知道自己应该转身离开这条岔路。
任何一个有过追凶经验的警察都知道这个原则——当现场开始让你产生幻觉，当你的身体开始反过来背叛你的意志，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站到了某种禁地的门槛上，一寸都不能再往前。
但他依然往前走了。
因为在那幅画着千万个小人涌入地下的壁画的角落里，在画家，雕刻者，或者某个比他们都更加无名的存在所留下的那一片黑暗中，他看到了一行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痕迹。
那是一道极细的，被反复擦拭过的炭笔记号。
像是有人用铅笔的尖头在岩壁的灰垢上轻轻地刮了三下，留下了三道竖线，最后又在三道竖线上面横着划了一笔。
四道线，一个简陋的符号。
伊戈尔在基辅刑警局的时候教过新警员这种记号。
那是他这一辈警察跟前苏联克格勃残余学来的，用来在拷问、追踪、跨城作业时给自己留路标的标记。
它不能被任何敌方势力轻易解读，因为它太朴素了——朴素到看起来像是一个孩子无聊时随手刮下的笔触。
而井字上方那一横的微妙倾斜，意味着“我在前面“。
伊戈尔的手指有那么一瞬间不再听他指挥地颤抖了一下。
他将这种颤抖归因于寒冷，并在一秒钟之内强行控制住了它。
奥尔加。
她记得。
这个该死的，被他丢在基辅站台上，被他在欧洲的废墟里默默想念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她记得她父亲教过她这一手。
她在这条该死的矿道里给他留了一个路标。
不，不是给他留的。
伊戈尔很快冷静地纠正了自己。
她不可能预知她的父亲会跟着部队来到这里。
她留下这个记号，是因为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她需要给可能在背后跟进的友军留下导航——这是任何一个受过基本训练的侦察兵的本能。
但那一笔倾斜的力道，那一道刻意压浅的炭灰，那种谨慎到近乎洁癖的留痕方式，确实是她。
是帕夫洛夫家的人。
伊戈尔继续向前走。
他的左腿比刚才更疼了，但他注意到，自己开始享受这种疼痛——在这个连寒冷都带有某种甜腻的，不正常的温度的地方，肉体的疼痛是他和自己之间唯一还诚实的对话，就像是那个还正常的时间对他存在挽留。
每一步钝刀子般的剧痛，都在向他证明他还是伊戈尔·帕夫洛夫。
但再往前走可能就不是了。
矿道在第三幅壁画之后开始向下倾斜。
那是一种极其温和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坡度。
但伊戈尔在大学时读过一本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书，他记得作者警告过：在天然形成的地下溶洞系统中，这种缓慢的，稳定的下行坡度是最危险的，因为人的内耳前庭无法准确感知小于三度的倾斜，等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了多深的时候，你通常已经回不去了。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火柴盒，撕下一根火柴，扔在身后的地上。
每走二十步，他就扔下一根。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朴素的回程标记。
矿道两侧的壁画依然在继续。
那些图像如同一部被强行展开的，用石头印刷的史诗，沿着他的视野缓缓退去。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壁画的内容在变得更加地下化。
最初的画面里还有天空，还有太阳，还有奔跑的鹿群和挥舞着长矛的猎人。但越往里走，画面里的天空就越发缩小，最后变成了一个被死死封住的圆圈，圆圈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用最深的黑色赤铁矿粉绘出的，近乎实体的虚无。
而圆圈里的小人们，他们已经不再举着长矛，也不再围着篝火舞蹈。
他们在向下走。
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拖着孩子，拉着羸弱的老人，在某种麋鹿形状的，巨大如山一般的影子的指引下，一队接一队地，走进画面深处的黑暗里。
伊戈尔盯着那个麋鹿的影子，他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了。
那东西的鹿角并不是天然鹿角的形状。它的鹿角向内卷曲，每一根分叉的末端都长着一只小小的眼睛，这些眼睛朝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有的看着天空，有的看着大地，有的看着自己的同伴，有的看着画面之外的，正盯着这幅画的伊戈尔。
某个存在在这里留下了它沉默的标记，过了如此之久，它依旧活在壁画当中。
伊戈尔感到自己的胃在剧烈地翻搅。
他迅速将手电筒的光束转开，挪到了下一幅画上。但即使是在他视线偏移之后，那只朝向画外的眼睛的余光，依然黏在他的视网膜上——就像是有人把一片极薄的，半透明的塑料膜贴在了他的眼球上，让他看到的所有东西都隔着那只眼睛的虹膜。
他咬了咬牙根，加快了脚步。
二十步，扔下一根火柴。
二十步，扔下一根火柴。
矿道的地面渐渐出现了变化。
最初是灰尘。
后来，灰尘里开始出现别的东西——一些极细小的，类似于干燥树叶或者干鱼皮一般的薄片。
它们在伊戈尔的靴子下面发出脆裂的声音，像是踩碎了无数枚被风干的瓢虫翅膀。
伊戈尔蹲了下来。
他用匕首的刀尖挑起一片那种薄片，凑近手电筒。
是指甲。
人类的指甲。
被磨平，被剥离，被某种极其细致的力量从指头上整片整片地撕下来——伊戈尔在矿道入口处的尸体上见过这样的指头，那些指头在死前还在疯狂地刻画着石头。
他继续往前走。
地面上的指甲越来越多，密集到了某种程度，让他不得不踮着脚找空隙落脚。
他这才注意到，那些指甲并不是杂乱的。
它们组成了一行行整齐的，排列在地面上的，看起来像是某种文字的图样。
伊戈尔停下来，把手电筒高高举起，让光束尽可能地展开。
整段地面都被指甲覆盖了，像是一片用人类身体的碎片铺成的，可怖的马赛克。
这些指甲被人——或者被什么东西——按照一种他无法理解的语法排列在地上，每一行都长达十几米，每一列又都拥有自己微妙的弧度。
它们组成了图案。
无数的，四叶形状的图案。
四个相对，但不完全闭合的瓣，围绕一个中心点。
伊戈尔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
他不需要知道。他从来不知道任何符号的学名，他只知道——这个图案让他的牙根开始发酸，让他的耳膜里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水从浴缸下水道排走时发出的咕噜声，让他想起了八岁那年他患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基辅市儿童医院的那个晚上。
那一晚，他在半昏迷状态中盯着病房天花板上的吊扇看了很久。
吊扇有四片叶子。
吊扇在缓慢地转动。
吊扇带起的风让他觉得有四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揉捏他的头发。
——这个图案让他想起了那台吊扇的影子。
他强制让自己不去理解这些图案的意义。
伊戈尔强行吞下喉头那阵几乎要将早餐冲出来的恶心，迈步穿过那片由指甲铺就的地毯。
每走一步，他都在心里默念基辅刑警局的早晨，默念他在巡警队当队长的那三年里每天早上都要做的清点动作——左手枪盒里有手枪，右手手套袋里有备用手套，胸前口袋里有警官证，左腿小腿绑着备用匕首，背包里有面包和罐装的茶——
清点是一种锚。
任何一个见过太多变态杀人现场的老警察都知道，清点是把自己拉回现实的最廉价的锚。
他一边清点，一边走过了那片指甲地。
矿道在前方又一次分叉。
但这一次的分叉不是水平的，而是垂直的。
伊戈尔站在分叉口，手电筒的光束分别向两个方向探了探。
正前方的那条路依旧是水平延伸，而在他的脚下，一段陡峭的，用某种已经氧化发黑的金属铆接而成的旋梯，向更深的地底螺旋而下。
旋梯的金属是现代的，某些人之前就发现了这个矿洞——如果他现在真的还在那个矿洞里的话，某些人发现了这里，他所在的这个巨大的，黑暗的，沉默的岩洞，并且想要往里走的更深。
是什么人？
伊戈尔的手指轻轻地在最上一级的扶手上摩挲了一下，金属表面残留着一些黑色的油脂——那是新罗马军方制式步枪所使用的枪油的味道。
他的手指停顿了下来。
奥尔加的小队是从这里下去的。
他抽出一根火柴，扔在旋梯入口的地上。
但这一次他没有立刻走下去。他从大衣里掏出一个磨损得厉害的不锈钢小酒壶——里面是他从新罗马带来的劣质伏特加——拧开盖子，将壶口贴在自己的下唇上，让那种灼烧般的液体小心翼翼地流进口腔，再缓慢地咽下去。
他需要这一口酒。
并不是单纯是为了壮胆，而是为了让自己这副已经在地下行走了过久的、麻木的身体重新感受到温度。
伏特加滚下食道时，他闭上眼睛。
在他闭眼的那一瞬，他听到了。
那个声音。
不在他的耳朵里，而在他的胸腔里——某种缓慢的、有规律的、低频的搏动。
吸气。
伊戈尔在心里开始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秒。
呼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三秒。
伊戈尔猛地睁开眼睛。
他没有移动。他强迫自己的身体保持绝对的静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刻他正在经历的，不是简单的应激反应。
他在新罗马的地下水厂里听过这个声音。
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它不应该出现在距离新罗马一百二十公里之外的、阿尔卑斯山脉南麓的、深埋在岩层之下的卡穆尼矿道里。
但它确实出现了。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一直都在这里，只是它在新罗马第六区的旧水厂里被人为地，用工业的手段，通过教廷那个秘密委员会的引导而压缩成了一个具象的“胎海“。
在这里，在卡穆尼山的胃袋深处，它没有被工业化，没有被驯化，它依然以一种古老，缓慢，近乎纯净的姿态在呼吸。
或者说，它从来就只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的黑暗当中，在所有的黑暗当中，在所有人类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地方——在床底下，在壁橱里，在黑暗的胸腔当中。
伊戈尔感到自己的脊柱在以一种他不曾注意过的方式微微发凉，如同触电一般，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和那个被模糊的称之为‘母亲’的存在打交道了。
现在他不那么确定了。
他拧上酒壶，把它放回口袋，按住扶手，迈出了下旋梯的第一步。
旋梯比他预计的更长。
他沿着它向下走了——他试图数台阶的数量，但走到三十二级之后他就放弃了——他的左腿在每一级的下落中都发出某种石块从悬崖上跌落般的钝响。旋梯的金属表面布满了细密的红锈，每一级的踏板都因为某种来自下方的潮气而微微凝结着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