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燕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正在举行。
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代表着官方最高荣誉之一的文学奖项，首次以“鲁迅”之名，颁给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台上，主持人念出一个个名字和篇目，台下掌声如潮。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飞屋环球记》，作者：司齐。”
当这个名字被念出时，台下有一瞬间的安静。
不是因为不熟悉，恰恰相反——这一年多来，“司齐”这个名字，已经从电影圈传到了文学圈，又从文学圈扩散到了大众视野。
司齐虽然热衷跨界，但没有人质疑他获奖的资格。
因为《飞屋环球记》这篇小说，确实写得漂亮。
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种藏在童话外壳下的温情与苍凉，那种举重若轻的文字质感——它配得上这个奖。
司齐起身走上领奖台。他接过沉甸甸的奖杯，冲台下微微鞠了一躬。
同获此奖的还有史鉄生的《老屋小记》、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阿成的《赵一曼女士》、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池莉的《心比身先老》。
每一个名字，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沉甸甸的存在。
颁奖结束后的媒体采访区，长枪短炮对准了这群刚刚加冕的作家们。
记者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上。
“司齐老师！请问您作为电影编剧和制片人，拿到鲁迅文学奖是什么感受？”
司齐想了想，认真答道：“挺开心的。”
记者追问：“那您觉得，电影和文学哪个更难？”
“都难。”司齐笑了笑，“区别在于，文学是你一个人的战争，电影是一群人的妥协。”
旁边一位老记者不甘寂寞地插话：“那您接下来还会继续写小说吗？”
“会的。”司齐点头。
这话一出，周围一圈记者眼睛都亮了。
“方便透露一下内容吗？”
司齐摇了摇头，“不方便。说出来就不灵了。”
记者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
这时，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挤到前面，举着录音笔问道：“司齐老师，很多人都说您是‘天才’，从电影到文学，好像做什么都能成功。您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天才是1%的灵感，外加99%的汗水！”
这一刻，闪光灯噼里啪啦地亮成了一片。
在获得鲁迅文学奖后，司齐和陶惠敏正式结婚，这次婚礼办的不大，只请了双方的家人，二叔司向东，廖玉梅，还有堂妹司若瑶，女方陶惠敏那边有她的弟弟，以及她的父母。
婚后的日子，比司齐想象中要平淡得多。
鲁迅文学奖的热度还没完全散去，他就已经把奖杯塞进了书柜最不起眼的角落，重新伏案写作，这一次，他准备改编《禁闭岛》。
“你就不能歇两天？”陶惠敏端了杯茶进来。
“歇什么？”司齐头也不抬，“稿债催得紧。”
四大老旦，可还没有集齐呢。
谁集邮集到一半就放弃啊！
陶惠敏摇摇头，把茶杯放在桌角，顺手把他乱糟糟的书桌理了理。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
陶惠敏开始觉得身体不太对劲。
起初只是嗜睡，后来闻到油烟味就犯恶心。
她心里隐隐有了猜测，自己去医院做了检查，拿到结果那天，她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盯着那张化验单，嘴角慢慢翘了起来。
回到家，她把化验单往司齐面前一拍。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司齐愣了一下，拿起化验单看了半天，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惊讶，又从惊讶变成狂喜。
他猛地站起来，想抱她又怕碰着她，两只手悬在半空中，最后傻笑着挠了挠后脑勺。
“真的？”
“这还能有假？”
那天晚上，司齐破天荒地没有熬夜写作，而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念叨着孩子的名字。
陶惠敏被他烦得不行，一脚踹过去：“明天再想行不行？”
“不行，”他一本正经地说，“取名是大事。”
整个孕期，司齐几乎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陪着她做产检、散步、准备婴儿用品。
二叔司向东和廖玉梅也从杭州赶到燕京，提着礼物来看望陶惠敏，堂妹司若瑶更是兴奋得不行，打电话过来叽叽喳喳。
临产那天，司齐在产房外来回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护士推开门，笑着说“母子平安，是对龙凤胎”的时候，他整个人靠在墙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两个小家伙被抱出来，皱巴巴的小脸，闭着眼睛，哭声嘹亮得能把屋顶掀翻。
司齐小心翼翼地接过女儿，软软的一小团躺在他臂弯里，轻得让人不敢用力。
他低头看着那张小小的脸，心里某个地方突然变得特别柔软。
儿子取名司易初，取自“易之初”，寓意返璞归真、不忘初心。
女儿取名司宝筝，“筝”是古筝的筝，他希望女儿的人生像琴音一样清亮悠扬。
陶惠敏靠在病床上，看着司齐笨拙地抱着两个孩子，忍不住笑出了声：“看你那熊样。”
家里多了两个小家伙，日子一下子变得鸡飞狗跳起来。
白天还好，一到夜里，两个孩子轮流哭，此起彼伏，像是在比赛谁的嗓门更大。
司齐和陶惠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常常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客厅来回踱步，另一个人瘫在床上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这日。
电话铃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