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华国来说，不是。”
“华国的异常是从1962年开始的。”
1962年？奥尔洛夫飞速运转，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古巴导弹危机？不，这和华国无关，和华国有关的是论战，这是论战的开始，是两国关系转向的开端。
“您是说，他们那年开始接触外星技术，所以有了底气和我们争论？”
安德罗波夫想了想：“是也不是。”
“他们不是那年开始接触外星技术，他们那年有了突破性进展。”
“1963年开始名为熊猫的收音机开始出现在康米阵营市场上。品质好，外观有设计感，价格也合适，很快在东欧和海外华人圈流行。对一个工业基础孱弱的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信号。”
“1962年的信号是天气预报。”
奥尔洛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天气预报？
安德罗波夫点了点头：
“从1962年开始，华国的天气预报突然变得准确。全国范围内的气象预报质量出现持续改善。城市居民开始按广播安排出行，农民开始相信晚间播报，渔民出海前会等气象台消息，村头的大喇叭一响，很多地方的人会听完天气预报再去睡觉。”
“这些都是我们的大使和外交人员观察到的公开信息。”
奥尔洛夫静静听着，这些事他从没关心过。
天气预报这种细节从来不在他的视野里。
“这意味着什么？”安德罗波夫问。
奥尔洛夫迟疑片刻：“数据处理能力？”
“对。”安德罗波夫点头，“天气预报需要观测站，需要通信网络，需要计算，需要模型，需要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信息快速送到中心，再在有限时间内算出结果。”
“天气预报长期变准，说明背后的技术实力有了实质变化。”
奥尔洛夫明白了。
安德罗波夫继续道：“1962年以后，华国的气象预报准确率显著提高。随后是1963年的熊猫收音机。再往后，是半导体元件、电子管、小型计算设备、各类雷达和载人登月。”
“一直到今天，华国是整个康米阵营科技发展的样板，在东欧，人们聊到科技发达的国家，华国永远是第一个被提起的，他们甚至不会想到苏俄。”
“所以您认为，他们从62年就已经接触过某种外部技术？”
“应该更早之前，也许是你说的1960年，也许是更早，我们无法证明。”安德罗波夫说，“但我们严重怀疑。”
他把档案袋推到奥尔洛夫面前。
安德罗波夫说道：“里面是过去十几年关于华国异常技术节点的摘要。”
“你可以先看，看完我们再继续聊。”
奥尔洛夫点头，翻开文件夹。
越看越心惊，因为当时间的坐标系出现后，华国的进展根本就不正常。
奥尔洛夫抬头，看见安德罗波夫在签批文件，他静静等着对方继续和他聊。
安德罗波夫签完一份文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奥尔洛夫的身上：“华国51区大概率是一切的源头。”
“我们无法渗透进去，但我们需要渗透进去。”
“奥尔洛夫你是第一局的精英，我们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过去十年，我们试过很多办法。外交人员，技术交流，边境渠道，华侨网络，东欧贸易，甚至通过他们出口到东欧的计算机设备反向追踪供应链。都很困难。”
“您希望我做什么？”奥尔洛夫恭敬地问。
“你会作为代表前往华国。”安德罗波夫说。
“公开身份？”
“不公开身份，你的身份是科技部门的负责同志，这符合你过去的经历。”安德罗波夫点了点头，“表达我们的合作意向。克隆问题，不需要遮遮掩掩。告诉他们，我们从外星残骸的相关材料中发现了一条可能的生命科学线索，希望和他们合作。”
奥尔洛夫有些意外。
“局长同志，这会不会太多了？”
“对华国，太少反而没用。”安德罗波夫平静道，“他们不是那些可以通过施加压力一点点逼近的国家。华国人如果已经知道一部分真相，我们遮掩只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愚蠢。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拿出足够真实的筹码，才有资格让他们坐到桌边。”
“让华国的那位科学家进入这个项目。”安德罗波夫说，“格卢什科夫提到的那位华国科学家，这样的人必须出现在实验台旁。”
奥尔洛夫点头，把这句话记进脑子里。
安德罗波夫继续道：“你还需要亲身感受华国的一切。”
“感受？”
“是的。”安德罗波夫看着他，“不只是见外交部的人，不只是参加科学院座谈，不只是坐在宾馆里听翻译念材料。你要在那里待大概半年。”
奥尔洛夫眉头微动。
半年，这时间可有点久。
“你要知道普通中国人怎样生活。”
“尤其要看他们如何信任一个人。”
奥尔洛夫抬起眼。
“然后回来。”
“回来汇报？”
“汇报只是其中一部分。”安德罗波夫说，“回来培训。”
“培训？培训什么？”
安德罗波夫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一点无奈：“不是你接受培训，是你给别人培训。”
“我们有一个人。”安德罗波夫说。
“教授出现后，1965年我们在哥廷根寻找到了下一位天才华裔儿童。”
“他被秘密运送到东柏林接受教育。”安德罗波夫继续道，“我们给了他很多东西。”
奥尔洛夫低声问：“现在呢？”
“现在，他已经成年。”安德罗波夫冷冷道，“我们计划将他送回华国。”
“打入51区？”
“如果他能走到那里。”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不能，至少要进入能够接近那条线的系统。大学，研究所，计算机工业，气象系统，半导体部门，或者某个看起来不起眼、实际通向内部的机构。”
安德罗波夫没有说具体路径。
奥尔洛夫也没有问。
有些东西不适合提前规划好。
“他接受过很多教育。”安德罗波夫说，“但最关键的教育，他还没有真正完成。”
“如何获得信任？”奥尔洛夫问。
“对。”
“一个国家真正接纳一个人，需要他在某些细微处不像外人。”
奥尔洛夫理解了。
他需要做的是让一个从东柏林教育体系里长大的华裔青年，重新成为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