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陆军部长乔治·布朗热将军的最新表态就登上了报纸。
《小巴黎人报》把它放在第二版最醒目的位置，标题是：《布朗热将军赞赏索雷尔，并希望共和国保护所有工人》
正文里说，布朗热十分赞赏莱昂纳尔崇高的奉献精神，并认为十小时工作制和工伤保险是“法国社会道德向前迈出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布朗热还表示，他希望议会能够尽快讨论相关立法，使索雷尔先生工厂里的制度，成为共和国法律的一部分。
这句话一出来，巴黎的报馆马上兴奋了，无论是乔治·布朗热还是莱昂纳尔·索雷尔，都是填充报纸版面的绝佳人选。
一个是声望日隆的陆军部长，一个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一个说士兵不该向饥饿的矿工开枪；一个说工人受伤后不该先证明老板有错。
《小巴黎人报》在文章结尾写道：
【从迪卡兹维尔的煤矿到索雷尔的工厂，也许共和国终于开始明白，法国的工人并不是只有在上战场时才是法国人。】
许多读者看完以后，简直忘了布朗热只是陆军部长——既不负责法兰西的经济，也不管理巴黎的保险，更不需要自己掏钱。
但这些不重要，对普通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热爱的布朗热将军亲口支持他们热爱的索雷尔先生，这就够了！
《小日报》更不讲究，标题直接写成：《法兰西的笔和法兰西的枪站到了一起！》，还为此配了一幅漫画。
画面里，莱昂纳尔拿着写着“十小时”和“工伤保险”的通告，贴在工厂的大门上；乔治·布朗热身穿军装骑在马上，举帽向他致意；旁边一群厂主抱着账本，脸色铁青地看着他们。
巴黎人很喜欢这幅漫画，不少人把它剪了下来，作为剪报本里的收藏。
《共和国报》则庄重得多，它称布朗热的表态“证明共和国的军队并没有忘记人民”，又称索雷尔的改革“为立法提供了依据”。
文章还说，迪卡兹维尔罢工已经证明，依靠军队不能解决法国的劳工问题，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并向工人提供工伤保险。
这类话很适合温和共和派读者，他们喜欢进步，但最好是其他人替他们来支付进步的成本，比如莱昂纳尔做的那样。
乔治·布朗热的名字，就这样重新回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中心，站在了莱昂纳尔·索雷尔的身边，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盟友。
《费加罗报》很快给出了另一种声音，它的社论标题是：《索雷尔的善举，将把法国工业推向危险的深渊》
社论开头写得很客气，承认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作为企业所有者，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道德理想管理自己的工厂。
文章还说，十小时工作制和工伤保险“体现了令人尊敬的人道关怀”。
可是这种客气只维持了两段，第三段开始，《费加罗报》就把问题转向了法国工业本身——
【令人不安的并非索雷尔先生如何处置自己的财富，而是有人试图把一位富人个人的慷慨，变成对整个法国工业的命令。】
这句话深得不少工厂主的心，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说“工人不配只工作十小时”或者“不能证明是因为我受的伤我为什么要赔钱”。
那样的话太难听，也太容易被那些同情泥腿子的报纸抓住把柄。所以，他们需要一种更体面的说法。
《费加罗报》告诉所有人：老板们没有反对提高福利和承担责任，他们只是反对对企业进行道德绑架，捍卫企业的经营自由。
更关键的是，社论接下来的观点为工厂主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理由：他们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在维护法国工业竞争力！
【索雷尔先生的企业有银行的融资与巴黎的特许经营权——他甚至还有全欧洲最高的稿费收入——可是其他工厂并没有这些。
尤其是鲁昂的棉纺厂、里尔和鲁贝的纺织业、里昂的丝织作坊，难道他们的老板也要去写小说来补贴工资和保险的支出吗？】
不过，最令人意外的表态来自《不妥协报》《呼声报》等巴黎的工人阶级报纸。
工人党虽然没有像保守派那样攻击十小时工作制和工伤保险，也没有像大众报纸那样把莱昂纳尔捧成工人救世主。
它承认，索雷尔旗下工厂的工人从5月1日开始会少受一些苦，这当然不是坏事。
可是它随即提醒工人阶级，如果工人的命运取决于某位雇主是否慷慨，那么工人仍然没有获得真正解放。
善良的资本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但这些改良措施却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并不能真正解放工人。
保罗·拉法格同样在一场集会上表示，索雷尔的改革证明工人斗争已经迫使资产阶级开始让步，但绝不能把让步误认为解放！
路易丝·米歇尔的说法更直接，她说，受伤的工人当然应该得到赔偿，可人们迟早要问，为什么机器和工厂必须属于少数人？
……
于是，巴黎的左翼们又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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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文章在法国的传统工业界引发了很大反响，这些老板、经理们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反击了。
鲁昂商会的一间会议室里，几名纺织业主围着长桌坐着，桌上则放着当天的《费加罗报》和《时代报》。
四十多岁的阿尔贝·勒佩尔蒂埃坐在长桌一侧，是这场会议的主持人。
他的家族在鲁昂经营棉纺厂已经三代人。他的祖父靠在街头巷尾贩卖棉布起家，他的父亲在第二帝国时期扩大了厂房。
到他手里，工厂规模虽然再上一个台阶，但英国棉纺品的竞争、北方纺织业的发展和越来越不安分的工人同样让他发愁。
如今，又加上了“十小时工作制”和“工伤保险”。
勒佩尔蒂埃自认为并不刻薄，甚至十分开明。他会在圣诞节给工人的孩子发糖；出了事故，他也会让管事拿几个法郎过去。
可“十小时工作制”和“工伤保险”不是几个法郎、也不是几包糖，而会把他的利润啃食掉一大部分。
“索雷尔当然可以慷慨。”勒佩尔蒂埃把《费加罗报》摊在桌上，“他只用耍嘴皮子，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断波动的棉花价格！
英国佬可以从印度拿到最便宜的棉花，早就用压价竞争把我们的利润吃光了，那些订单期限就像绞索一样勒在我们脖子上。”
坐在对面的亨利·布瓦洛经营一家规模较小的棉纺厂，脸色比勒佩尔蒂埃更难看。
他直接说道：“我付同样的钱，凭什么少买两个小时劳动？订单交不出来，客户不会因为他写的漂亮声明，就愿意等我的货。”
来自埃尔伯夫的毛纺商人古斯塔夫·勒塞纳也在场。他的工厂不大，但在本地行业中颇有声望。
他最担心的不是十小时工作制，而是工伤保险里的那句“无须证明雇主存在过错”。
“诸位，十小时工作制还可以谈，工伤保险才是真正麻烦的部分。”勒塞纳说道，“要是那些穷鬼为了偷懒，故意把手弄断呢？
要知道，能够不用工作，躺在床上就有人把钱送到自己眼前，是他们做梦都想的美事！他们才不会像我们一样诚实而勤奋！”
“还有那个布朗热！”布瓦洛冷笑了一声，“一个陆军部长还想当工人领袖？他当然可以慷慨，反正他不用自己掏腰包缴保险。”
这句话让几个人更加郁闷了。
陆军部长支持工人福利，成本由企业承担；报纸赞美共和国博爱，成本由企业承担；议员讨论立法，成本还是由企业承担。
真正要调整车间、改变工时、缴纳保险费、面对工人提薪要求的人，是他们这些工厂主。
勒佩尔蒂埃很快决定，鲁昂商会必须写信给巴黎，联合里尔、鲁贝、图尔宽和里昂的工业代表，一起向议会施压。
“我们不能直接反对。”他说，“那会被报纸写成恶魔。我们要强调行业差异。索雷尔的企业是新兴产业，有银行和特许经营权；
我们经营的是纺织业，利润薄、订单紧，工资成本本来就高，国家不能把一家特殊企业的内部试验，强加给所有法国工业。”
勒塞纳点头：“还要强调国际竞争——法国的工业不能在英国和德国面前自断手脚！”
布瓦洛补了一句：“也要提醒议会，十小时工作制一旦通过，接下来那些工人就会得寸进尺，要求只工作九小时、八小时；
工伤保险一旦普及，接下来就是疾病、养老、寡妇和孤儿……每一项听起来都好听，可每一项都要我们出钱，我们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