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冯拱的时候，刘培文鼓励道，“加油啊！我等你的好消息！”
等刘培文回转身来，不远处的雷书言满眼羡慕，“培文，又是改编电影？”
“对啊。”
自从沪上电影节结束后，刘培文那部从未在国内发表过的《七宗罪》瞬间成了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顺带着也让很多人知道了刘培文的版权和编剧价值。
一个版权，往往就意味着一大笔钱，而这些钱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说，只要有合适的作品，可以说唾手可得。
这让专职于写诗歌的雷书言无比羡慕，毕竟写诗几乎没有这种美事儿。
他干脆凑到刘培文旁边，替他盘算起来。
“这么多年，你的作品改编电影、电视剧可是够多的！《双旗镇刀客》、《黎明之前》、《甜蜜蜜》、《情人》、《老井》、《我的1919》、《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还有你在国外的那些小说……乖乖，怪不得你能捐款上千万呢！”
雷书言一边列表，一边嘟囔着，过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
“不对啊培文。”
“怎么了？”
“我记得之前看过报导，不是说你那个《横空出世》也要拍电影吗？那小说这么轰动，怎么到现在没消息了？”
刘培文闻言，心想似乎这事儿确实拖了很久，自从上次自己跟成之谷在办公室聊了聊“哭穷”之后，成之谷就再也没联系过自己了。
恐怕这进展是不会太顺利。
他随口跟雷书言解释了一番当时没拍出来的原因，雷书言闻言有些感叹，“看来改编电影也少不了心思啊……算了我还是研究写诗吧。”
“说到写诗……”一旁的李怡新八卦起来，“培文，内天过来找你的一个男的，娃娃脸，个不高，我看着好像以前诗会上见过，是不是那个叫海籽的？老雷你当时还搭话来着！”
“哦！他呀，现在在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雷书言解释道，“以前我在《诗刊》编辑部工作那会儿，经常见他，不过后来好像不写诗了。”
俩人都看向刘培文，眼里的求知欲拉满。
刘培文没开口解释，只是说，“人家现在不做诗人了，你也不用叫他海籽，人家现在只叫察海生了。他做的是希望工程！我当初不是捐了一百所小学嘛，他过来跟我说说进度。”
“怎么样？盖完了？”李怡新追问道。
“哪有这么快。”刘培文摇摇头，“从选址到建设，一年到头能盖二十座就不错了。想盖完一百座，估计最快也要等到后年。”
“希望工程啊……”雷书言恍然，这才想起几年之前刘培文就捐了三千万。
不用说，这位真的是有钱的主。
他看向刘培文，羡慕得心里发酸，“我要是也这么有钱，就不会发愁户口本上人少了。”
如今职工们的户口资料陆续交上来，雷书言户口本里就是一家三口，条件上只符合两居，可偏偏他还想换个三居的，多出来的平米数只好按照市价拿钱，又要多花一大笔。
“那你也发书啊，诗集不是也行？”李怡新在一旁撺掇，“自从培文争取到了版税，现在不少人都拿到版税了吧？”
“你懂个屁！”
雷书言白了李怡新一眼，“我出的诗集还少？架不住销量低啊！真要按版税，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
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晚上回到家，马姐做好了一桌子菜，吃饭的时候，何晴忽然想起什么，开口问道，“是不是最近作家圈子里又吵起来了？”
“你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刘培文摇头，“吵是在吵，不过跟之前大家讨论文学发展不一样，这次实际上讨论的是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本身的发展问题。”
他随口跟何晴讲述了一下事情的脉络，何晴有些担忧，“怪不得前几天回学校看老师的时候，感觉老师不怎么高兴。你那篇评论，是不是打击面有点太广了？要是跟那些年一样，又人人自危起来，可就不好了。”
“不能吧？”刘培文笑道，“都是知识分子，有这么脆弱？”
让刘培文没想到的是，等到十二月，这次的讨论愈演愈烈。
一次周末聚餐的时候，何华坐在书桌前，从抽屉里掏出了一份文件递给了刘培文。
“这是？”
“文艺报截留的一篇稿子，还有几封书信，有些人借着这次的讨论，已经开始搞小动作了。”
刘培文翻看了片刻，才明白，竟然有人又把如今的变化跟1992年初的一系列变化结合起来，批评来批评去，反而开始直指政策了。
张端接过来也看了看，有些感慨地说道，“自从去年春天之后，社会风气确实不同了，有了明确的信号，如今大家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何华点点头，“有句话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个一方面是自嘲，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成为了时代的陪葬品，被社会边缘化了。这种问题是存在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考虑自己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什么。可是像这几封信里，开口搞反对，不关心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就有些过激了。”
刘培文放下文件，“知识分子圈子实际上相当复杂，我知道有一些老教授依旧兢兢业业，也知道有些人打算做时代的弄潮儿，另外像最初喊出这些讨论的人，他们的心思未必是坏的，可是那种失落却是真实的。”
说着说着，他忽然有了点灵感，“要不，我写个当代的《儒林外史》，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