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五家都请我去面试。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
漫长的暑假，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我觉得精疲力竭，于是继续留在个旧。想稍作修整，应付未知的人生。七月的时候，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顺便看望一下老师，我心情不好，推三阻四，同学硬劝：“别人都可以不去，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熊老师会伤心的。”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中国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的直奔龙泽花园，沥川的公寓。
纪桓说，由于沥川从不谈论自己的家世，他对沥川的所有知识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着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苏黎士，xx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xxxx年美国p/a金奖，xxxx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品：c城国家体育馆，m省皇家博物馆，s市足球场，各种名目的渡假村、商业中心、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
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我所熟悉的沥川，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陪我买火车票，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沥川处处呵护我，没有半点架子。还有，沥川柱着手杖陪我散步，走得远了，会喊累；生病了起不来，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有一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写到一半没思路了，痛苦地喝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不要了。”我笑了笑，“如果你儿子喜欢，就一起送给他吧。”
“喏，给你，我不要邮票。”我把信封递给她。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想爱一个人，没运气；想恨一个人，没理由。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自从收到了沥川的“慰问”卡，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
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父亲去世之后，我身心俱灰，整整三个月没跟沥川写email。回到学校，我忍不住又去了网吧。收件箱上还是一个0字。我于是写了一信极短的信：“hi沥川，我爸爸去世了。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需要手术。我借了你二十五万块钱，等我一开始工作就会逐渐还你。也许你早已不用这个信箱了。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在这要紧的关头帮助我。我很感激。小秋。”
我把支票放到钱包里。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有点怕见冯老师，原因是他特别喜欢我，多次暗示我要考他的博士。而我对学习已产生了厌倦。暗暗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读完硕士，毕业找工作。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泽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我失神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找到我，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
“唔……三年前吧，春节之前，寒假之后。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品。我说，你当这是北京故宫呢。什么纪念品。门口只有个文具店，卖些纸笔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还问我，门口的大街，是不是叫作西门大街。”
“也许是我说的话让他高兴了。那时，我孙子正在地上爬，他给我三百块钱，说是给我的孙子买糖吃。”因此，孙大婶牢牢地记得沥川。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我已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先生，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老头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
两年之后，我成绩优秀，提前一年硕士毕业。我的导师看着我，一脸的惋惜。
“是啊。我儿子集邮。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喜欢外国的东西。”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三十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我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和小冬在惊恐中几乎天天收到病危通知，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我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衣服都扔了，去买了一大堆长统袜。网状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要么穿小马甲，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觉得自己很性感。我喜欢料子很厚，样子很夸张的裙子。我学会了抽烟，瘾越来越大，我周末去酒吧喝酒，常常醉倒。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我笑笑，和他打趣，无所谓。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我弟是超生，因为我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我爸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连我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有两万块。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存款。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
我强装镇定，又问：“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无奈，傍晚时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认得我弟，更认得我爸。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因为超生被降职，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小秋！暑假来这里玩儿？”
我向他坚决地摇头。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他问我记不记得你。我说，怎么不记得。她们一家人我都记得。小秋上小学就调皮，动不动被老师罚站。哪里想到她后来成绩那么好，成了我们这里的状元。”她还以为我是为我爸的事伤心，赶紧把话往轻松处说。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拿着那张卡，心事重重。系里的女秘书笑着问我：“小秋，你集邮吗？这邮票还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