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谢老师……”她摸了摸我的脸，“唉，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真是不能对伤心人提伤心事，我的泪又往外涌。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
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我一周至少给他发两个email，从未收过任何回音。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我打电话找纪桓，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得到的回答是，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虽然很大的程度来说，只是挂名而已。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生意。
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待遇最好、资历最强的那一家：九通翻译公司。
原来，沥川来过这里，我的家乡。
我擦干泪，向她笑笑：“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北京来的。”
她不提则已，一提，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
那么，我所有的email，他全部收到了。
这封邮件发出后的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收到我的导师冯教授的一个电话。他说他手里有一封信，是寄给我的。但地址上写是“s师大英文系办公室”，所以就寄到了系里。正好他认得我，就替我收了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他的办公室拿。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我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过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娇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我的手一抖，问她：“什么人找我？大婶您还记得他长的什么样子吗？”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我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过了一会儿，张大婶忽然又问：“对了，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到学校来找你，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他找到你了吗？”
想逃避，没地方；想堕落，没胆子。
这没来由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一腔心事，那一晚，和同学们聚餐，自始至终，我一言不发，只顾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呕吐的余沥中。沥川不理我，已过了整整三年。我为什么还想着他，为什么还要给他发邮件，明眼的人都知道我在自作多情。我真是又笨又傻，无可救药。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也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和天气：“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哦，什么？邮票？”
“不是还有我和你吗？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那一天，我去了一家首饰店。在自己的耳朵上打了五个耳洞，加上原来的两个，一共七个。左边三个，右边四个。那个给我打洞的小伙子说：“唉，好端端的美女变成了太妹。”然后我去了另一家店，在肚脐上穿了一个金环。
陈东村笑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锺。我从龙泽回来，已过了千年。
我于是边吃苹果，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
“我就是。”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居然一直是好学生。
“是啊，同学聚会。”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225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我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卖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花，你留着自己花吧。”
沥川能说很流利的中文，也认识很多汉字。但他说，他会写的汉字并不多。因为他爷爷教的是繁体，他嫌笔画太多，太复杂，没用心学。所以我从没见过他写中文。信封上的字果然是繁体，果然不流畅，所幸笔画还全，大小相当，所以也不是太难看。最重要的是，谢小秋的谢字，那个言字旁，是简体，却是我教给他的。我还就，虽说是简体，其实，草书的言都是那么写。
“怎么不记得。小伙子长得太俊了，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癡了过去。不过，他好像腿不大方便，走路有点跛。”
“哎哎，是我不好，好不易过去了，又提这事儿。”她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找陈东村律师。”
信封上面虽没有回邮的地址，贴的却是一张瑞士的邮票。我满怀希望地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张很精致的卡，微微地带着薰衣草的气味，淡紫色的背景，当中手绘着一丛白色的百合。没有字，没有落款。什么也没有。
“您知道龙泽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哎，这信封里面的卡，香喷喷的，你也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