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拔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云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rene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太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立即给龙泽花园打电话，保安说，没见到过沥川，沥川从龙泽搬走已经好几年了，她不相信，请求他亲自到最顶层去查看，他带着手机上去，查了第五十层，又查了第四十九层，都说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也许我根本就错了，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的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你……你帮他办了？”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找所有的司机一个一个地问，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大家都说没有。
只有江浩天最沉着：“现在我们兵分几路，庆辉你去报警，看看警方可不可以帮忙查找各个旅馆近一个小时内的登记情况。我和王先生的秘书小薇分头给王先生认识的所有客户及往来友人打电话，寻问线索。小秋和rene你们回忆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在北京还有什么熟人和朋友，有什么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带走了些什么。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护照带了吗？”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霁川和rene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笔迹。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一楼的洗手间？”
“会不会是绑架？”rene在一旁通话，急着满头大汗。
我颓然坐倒。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给纪桓打电话，问他最近是否和沥川联系过，他说一个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欢喝过一次茶，最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rene对着手机用法语急切地说了很多话后，挂上手机，问我：“小秋，沥川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比如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他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了吗？”
我打rene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我定了定神，心跳太快，出了一身冷汗。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rene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没亮他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有着我和小穆照顾他。在床上躺了十来天，他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区散步，晒晒太阳。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不见了！”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三、三天前。”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蹤了。”
“嗨！”我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招呼。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3）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庆辉。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商务专机？去哪里？”
我听罢直奔沥川的病房，到衣柜里一找，果然，沥川带走了他的一个包，里面有他的护照、钱包和手机。那么，我猜对了——沥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沥川失蹤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电话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e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e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道：“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
“你答应了？”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听到此对话，大家的脸上均显喜色。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我们沖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可是，这是北京啊！北京太大了，出门就是出租车和地铁，四通八达，饭店、旅馆不计其数。如果沥川选择一个地方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吧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但终究抵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锺，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看可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缥缈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这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蕩，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沥川没有出现，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我们以第一速度沖到了住院部的门房，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外出十五分锺购物，病人，王历川，护工，穆小柱。”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陈律师。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一小时之后，张庆辉打电话过来，说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这倒是有可能。
“你好。”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看到我脸色不对，几乎崩溃，张庆辉到餐厅去给我买了杯又浓又苦的咖啡。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没有消息。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就再也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