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深知丈夫崇拜张恨水，张先生的作品她也喜欢。我父亲自幼喜爱舞文弄墨，也有过以文为生的日子，然而命运坎坷多舛，最终也没有能够成为一名所谓的作家。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在北京《世界晚报》的《夜光》副刊上读到了最初几篇连载的小说《春明外史》时，便牢牢记住了张恨水这个名字。
当这部连载四年多、长达九十多万字的小说终于结局时，我父亲正是由少年走进青年时代，张恨水已经成为他最崇拜的偶像。
这期间张恨水更为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相继问世，一时风靡全国，影响更为广泛。
我父亲不仅读得如痴如醉，而且一度决心效仿张恨水的人生，研究起张恨水的写作经历。据说张恨水原名心远，恨水之笔名取自李煜之诗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我父亲曾经把李煜诗作能找到的全部找来读，对恨水这一笔名佩服得五体投地。坊间传闻，说东北少帅张学良曾派副官专程赴京，邀请张恨水做其“文化顾问”，月薪一百块大洋，还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张恨水的回答是：“君子群而不党。”这种真正文人的清高，这样淡泊名利的风骨，完全影响了我父亲今后处世的态度。
史称“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先生的诸多作品，以犀利笔锋形象逼真地描绘了我父亲经历过的那个年代里豪门与百姓，权力与世俗、金钱与人情的复杂交织，简直就是一幅幅浮世绘。我父亲有自己的感同身受，自然读后刻骨铭心。
他曾尝试着将自家大宅门破落的经历写成类似张恨水体的章回小说，并且投寄到张恨水任总编的北京《世界时报》副刊，可叹结果石沉大海，并未有一章一回见报。到了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在北京已经很难读到张恨水的新作了，不只因为张恨水已移居重庆，还因为日伪当局认定张先生属于抗日分子。直到北京光复前不久，我父亲才几经辗转从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国统区”出版的张恨水写的《虎贲万岁》，读得彻夜未眠，读得几度落泪，读得自怨不能从军报国。
悄悄地还书时，听那位借书的文学友人说，尽管写出了政治性这么这么强的小说，张恨水先生仍然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父亲对张恨水先生更为敬佩，他越发相信幼年读私塾时先贤孔子在《论语》中的两句教诲：“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旧时文人总爱自诩“闲云野鹤”，总想出凡脱俗，但艰难世事却总让文人碰壁。我父亲的思想上爱国进步，性格却总有些八旗子弟的孤傲清高。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却是反日、抗日的积极分子。但是命运不济，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最后那一年，我父亲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家长，上有老下有小，而日子过得却是饥一顿饱一顿，甚至有时候到了断炊地步了。曾经帮助过我家的金贵，被以“通共”罪名抓进日本宪兵队之后，惨遭折磨，九死一生。
最后却和一批北京青壮年男人一起被送到日本当了劳工，直到中国大陆解放后仍是生死不明。万善寺里的姨姥姥木槿大法师，在宗月法师圆寂不久也随丈夫仙逝而去。惠华法师曾尽力接济我奶奶家的生活，无奈出家人清贫没有财源，最多就是赠与少许庙里供佛撤下来的“供尖儿”，并且庙里的状况也是越来越差，不少尼姑都被迫还俗了。汉奸赵五爷倒是没有再来找麻烦，可是被他诈走的我母亲陪嫁“压箱底儿”的一百块现大洋，恰恰是我奶奶全家在危难时刻急用的救命钱啊。我的二姐出生于1941年5月，我奶奶给她取名慧媛，仍是寓意于出了家的外甥女惠华。那段时间，全家生计基本上全靠我奶奶到德胜门晓市去卖家里东西来维持。
因为吃不饱饭，我母亲的奶水就喂不饱孩子，棒子面儿粥都是我二姐难得的婴儿补品。我奶奶常去的德胜门晓市，北京人又称“鬼市”，因为街头市场只在黄昏和凌晨时活跃，卖东西的主多是曾经有头有脸的人，为了糊口活命只能鬼一般在黑暗中交易。我母亲娘家陪嫁物是主要出卖品，出嫁的锦绣旗袍共有各款式的六件，已经卖了五件，最后一件我奶奶坚决要留下来。她说：“傅家和儿媳妇对咱们陈家已是大恩大德的了，饿死也不能把嫁衣卖光。留一件就留个念想，等到好日子来了才对得起老傅家。”1944年秋天，在战场上日渐走向穷途末路的日本军队开始在北京搜集民间的铜铁器件，用于兵工厂制作武器弹药的原料。
那天，闯进我奶奶家搜查的是本街道的甲长和一个胡子花白的日本兵。他们把家里的锅、铲、铁桶、铜门环、铜水烟袋等金属物件统统收罗一空，最后那个日本兵盯上我奶奶当年陪嫁剩下的唯一一个躺箱，准备用刺刀剔下躺箱上面镶的那些铜饰件。我奶奶急了，大声喊道：“这个不能动！这个绝对不能动啊！”
日本兵不听这一套，把我奶奶推开，举起三八枪就要动手。
谁也没想到，这时平日里温和且不多话的我母亲，猛地冲上前将整个身子扑在了躺箱上，转过脸对日本兵说：“你要动它，你就先捅了我吧！”当时我父亲没在家，我那时两个年幼的姐姐吓得哇哇大哭，街道甲长大叔忙劝解说：“太君，太君，算了吧，你看人家老老小小的，给人家留点儿吧。”
这个胡子花白的日本兵举着带刺刀的枪，刺不刺下去正在犹豫着，我的两个姐姐一起跑上去，拉住日本兵的军装后襟，边哭边喊：“叔叔！叔叔！你不能打我妈呀！不能打我妈呀！”
喊着喊着，日本兵的手就抖了，手臂一软带着三八枪就垂了下来。街道甲长忙说：“太君，要不咱们就--”
日本兵说了声：“开路！”随即与甲长一起离开了小院。我奶奶扶起我母亲，家中哭声一片。
结婚之后，我母亲接连生下两个女儿，这多少让我奶奶有些不悦。
尽管我母亲贤惠，我奶奶大度，婆媳关系和睦融洽，然而我奶奶有时也会当着我母亲说：“唉，咱们可不能让觉尔察氏绝了后哇。”
我母亲当然听懂了话中的含义，可也是无可奈何。
1944年深秋，我母亲怀上了第三胎，确认此信息后我奶奶专门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在新街口北大街那个小院门口，我奶奶用小炕桌供上了观音菩萨，又烧起三炷香，念了一通经，然后叫我母亲脸朝院内，背对街面坐在小院的门坎上。我奶奶先后端来了三盆水，让我母亲亲手朝自己的身后泼掉，连泼三盆为止，最后婆媳共同三拜观音，仪式才算结束。这种仪式究竟是什么意思？多少年之后我问我的母亲，她说她也不懂，全凭我奶奶安排，但是结果却是令人大喜过望。
1945年8月我母亲临盆那天，除了请来我奶奶熟悉的接生婆之外，万善寺由惠华法师领来了仍留在寺里的几位尼姑，广济寺有宗月法师大徒弟率领的一班和尚，僧尼两班分别诵经，让佛祖保佑母子平安。当时我奶奶家的日子已经是快断顿了，我奶奶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让串胡同“打鼓的”小贩抬走了那最后一只陪嫁红木躺箱，用换来的钱备下了一点儿小米、红糖和鸡蛋，还给尼姑、和尚们备下了两桌素斋。据说我母亲的生产过程很痛苦，与生我的两个姐姐时完全不一样，产程从午后一直拖延到黄昏。
当我降生后发出第一声啼哭时，屋外院内众僧尼高声念经，但仍压不着我奶奶狂喜的声音：“男孩！男孩！阿弥陀佛！”
奇迹般的事随后出现：在我奶奶惊喜的喊声落音没多会儿，小院外街巷中就响起了鞭炮声。再隔一阵，北京城被鞭炮声、欢呼声淹没了。
只听胡同里有人在大声地喊叫：“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这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我父亲被双重巨大的喜悦震惊了，顾不得我母亲和刚刚降生的我，推开院门冲向新街口……
北京百姓真是有种、有血性的人。尽管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北京仍在日本人的手中，宪兵队的警车仍在街上横行，处处仍有日伪军警的身影。但是，就在我奶奶家不远的闹市新街口，8月15日当晚就有几家商铺大胆地在店门前悬挂起中华民国的国旗，燃放鞭炮的人家就更多了。
看着街头一派欢庆景象，看到龟缩在警车内和墙脚边的伪军警，我父亲不由自主地感叹：“八年啊！整整八年啊！”
回到家里，看着全家喜庆欢欣的样子，我父亲大声宣布：“我这个儿子，小名就叫胜利！”
听到父亲的话，我的两个姐姐都拍起了巴掌。
我奶奶对惠华法师说：“你是孩子的师大爷了，给个法名吧。”
惠华法师沉吟道：“叫，弘华？”
又说，“不妥。叫弘光吧。他出生在北京光复这一天嘛。”
二十七、
市政府楼门前挂着“北平市政府”的牌子，楼门头上中华民国国旗迎风招展……
北京新街口市井日渐繁华，街上人群涌动，有些商铺还挂着那青天白日旗……
一辆车头悬有美国国旗的吉普车驶过，车上的美军士兵笑着喝着可乐或啤酒……
街边坐着一位流浪汉，讨饭盆前一纸牌上写着“和平了，给口饭吃”的字样……
我父亲从这个讨饭者身边走过，停步，摸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找出点零钱，丢进了那个讨饭盆。
流浪汉说：“谢谢您啦，大哥。”
我父亲没回答，快步追上了与他同行的妻兄傅增贤。
傅增贤笑笑：“君安，你跟你妈一样，怎么穷也得积德行善。”
我父亲拍一下土布衫子的口袋说：“就剩这两大枚，要不然真该多给他点儿。我妈常说，旦行好事，莫忘前程啊！”
傅增贤摇下头回答：“不全对。现在没人救得了全中国的灾民，要救就得救民族，救人民的灵魂，让全民族觉醒走上新生的道路。”
我父亲笑了：“对呀！日本投降了，现在苏联、美国都在帮助中国，上个月政府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我看前途光明啊！”
傅增贤只能说：“不跟你多说了。快走吧，别让人家等咱们哪！”
我父亲忙问：“傅大哥，你朋友介绍我进中电三厂这事儿，靠谱吗？”
傅增贤神秘地笑笑：“见到人，你就知道了。”